選本是文學傳播的重要媒介,也是文學批評的一種特殊形態．清代賦選之眾,殊難勝計。既有本朝賦集,亦有歷代賦集；既有專選古體,也有僅獵律體者,律賦選中以選唐律與本朝館閣賦選居多,而涉及到漢賦選篇則主要保存在一些通選性質的選本或專選古賦的選本中。這類賦選的编撰目的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主要因為清代科舉院試、覲風、會試及翰林院考試試詩賦,故士子習賦,許多賦選编撰即為蒙學之需或書院參備的教材。其次則因明末儒商的出現以及编書刊書漸成文人“治生”之法。當然清代賦選編撰有著清代文教政策及其傳統學術的影響。在清初統治者重宋儒理學,乾嘉時期洁儒則重考據之學,宋學與漢學交相並熾。無論是宋學、漢學,還是清初的啟蒙主義思潮與務實求征的實用學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清代賦選编撰義例,清代賦選在箋釋、注疏、評點以及選篇等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分期特徵．此為第一．章之概述與第二章分期特徵論之要義。以乾嘉為界,康熙時期刊印的《歷代賦鈔》《歷朝賦格》《歷朝賦楷》三部賦選,都採用首、末評點的方式,或偶於文中夾註音釋,但基本上都缺乏考辨,而是注重義釋與結構的揭示,其評點形同風格鑒賞論。在編撰體例上三部賦選又各有其特徵。陸棻《歷朝賦格》首列三格,以文體分類,每格之下又以年代為次。既打破了赋、騷相別的觀念,也突破了文赋的範疇,對駢、律之間的關係,以及律賦的肇始淵源可謂不彰白明。這種分類對賦體流變史的把握可謂極其清晰,這遠較後來學者所謂“漢文賦”、 “唐宋新文賦”的分體觀念要通達得多。《歷朝賦楷》與《歷代賦鈔》雖主要都以時序為次選篇,然各有其側重,在箋釋評點．卜也各有風格。王修玉《歷朝赋楷》主要於賦中夾音注,而於赋末評點義疏,多對義理有所閘發,這與其在清初“為諸生三十年,浮沉經史中”的經歷相關。趙維烈《歷代賦鈔》則於卷首目錄賦家名下作作者小傳,又於賦中旁批夾註,多有對結構章法的揭示。康熙四十五年陳元龍编定《歷代賦彙》,僅收以“賦”名篇之作,缺乏考辨與箋釋,多有重出、漏載、誤錄之訛。乾嘉以後,通選性質的賦選總集趨少,此期出現了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為先唐文獻總匯,其《全漢文》《全後漢文》多收載漢代賦作,雖非專門的賦選,然首列各人賦作,且錄賦篇極多,對於文體而言亦具有“選”的性質,其對漢賦文獻的保存與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因具有總集之性質,謹列於《賦彙》之後。此外,清初費經虞、費密父子编定的《雅倫》一書雖是“詩學”著作,但既涉及詩選詩論,也涉及賦選賦論等,對文體風格、體調、格式等多有精到論析,其裁選賦篇頗精,對賦篇評點及賦體流變分析獨具穎見。乾嘉時期張惠言编《七十家賦鈔》收錄梁宋之前的古賦作品,在箋注評點上有考據家的學風影響,也偶有義理揭示。此書反映了張氏的賦、騷、頌同體的賦學觀念,提倡古賦對“文”、 “道”的重視。在清代許多賦選凡例、序、跋、評注中體現出编撰者重“情志”、 “文辭”、“氣韻”的主導文論觀。此為第三章至第八章之要義。清代賦論與賦作,除專門的賦論外,極大部分是靠選本得以保存與傳播,就選本中序、跋、凡例、評點、箋釋,或附錄赋論,實不亞於專門賦論著作之貢獻。清代本朝賦體文學創作的保存與傳播,以及借鑒前代文學經典,實際上主要的途徑便是通過選本、類書等文獻的閱讀與受授,因而清代賦選與清代文學與學術實極相關係,這種關係看似只是賦學與文學或學術的關係,實則又明顯地表現在賦選與二者的關係。此等內容並主要賦選刊刻統計表之類附錄於後．在選本選篇目次上,清代賦選主要表現出古、律以及賦、騷關係的異同,但從選本凡例、序、跋、評注等來看,其中又有古、律相融的文體觀,而且絕大數賦選表現出賦、騷同體的文論觀。清代漢賦選研究是清代賦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中所涉期對清代文學中的時文與古文關係、賦體的古律借鑒,以及賦體源流之爭等等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