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转向”在翻译界的深入发展，翻译已经和非语言学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翻译界的“文化转向”给予了这种与以前不同的新的视角，新的分析方法研究翻译发展的机会。这种机遇意味着从传统的翻译研究中着重的原著和译文的文本对比上升到了把译文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或与其相关的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女性主义学等等)中，分析找出它的形成动因，探索社会、历史与文化对译者选择翻译政策、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的制约。 在对女性写作特点的研究中曾提到过，女性是用一种区别于男性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和写作。当女性作为翻译或写作主体时，在有意与无意间都会突出女性的话语主体性。正如埃莱娜．西苏提倡的“躯体写作”一样，主张“让身体被听见”(西慧玲，2003：35)。女性主义倡导“用身体来翻译”，女性主义写作和翻译相通，都极想在意义生产中突现其女性主体意识。 随着对翻译主体和意识形态的思考逐渐深入。译者、翻译的创造性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认同。作为翻译家的女性，她们的社会文化背景，现时的意识形态左右着翻译文本选择与策略，改变她们对具体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根本性的差异、她那无穷尽的在阅读和改写的快乐，把自己对操纵文本的标记昭示天下。由于长期被排斥在著述的特权之外，妇女便转而把翻译作为一种允许的公开表达自己想法的形式。她们通过翻译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对于激进的女性译者，在其强烈的女性意识的驱动下，还会反客为主，增删或篡改原文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基于中西方各异的文化传统以及翻译实践，他们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突现各自的特色。 中国翻译界的主流倾向还是“忠实”与“通达”。在此种翻译环境的熏陶下，中国的女翻译家即使有反男权文化的意识倾向，但也是属于“温和派”。西方激进的女性翻译策略，原文的风格或主题完全篡改的作法，在中国女性翻译界中也难以找到共鸣。相对于西方的女权主义翻译家，中国的女性翻译家和男性同行一样深受传统翻译观的影响，在翻译实践中把“忠实”作为首要的标准。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女性主义及翻译研究，并对两者结合的探讨进行历史性的同顾，指出女性翻译主体研究现时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之处，再配合以对国内译作的分析研究其中的女性主义倾向及采取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