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云南省弥渡县农村≥60岁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知晓、治疗、控制及自我管理现状,评价弥渡县农村地区老年糖尿病患者面临的疾病经济风险,分析其影响因素,为该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对于老年糖尿病患病的管理与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7年1月至3月在云南省弥渡县8个乡/镇中抽取1603名≥60岁农村老年人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及体格检查。通过问卷调查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基本人口学信息、糖尿病患病情况及其自我管理行为资料,收集用于评价疾病经济风险的相关经济指标。现场测量并记录调查对象的空腹血糖值、身高、体重、腰围等。利用Epidata3.0进行数据录入,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率或构成比间的比较采用x 2检验,均数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运用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糖尿病患病、灾难性卫生支出及因病致贫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检验标准α=0.05。[结果]云南省弥渡县农村≥60岁老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10.1%、56.2%、75.8%和37.4%。人均年收入较高的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较高(P<0.05),女性糖尿病知晓率高于男性(均P<0.05),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控制率、治疗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肥胖(OR=1.952,95%CI:1.162～3.277)、中心型肥胖(OR=1.630,95%CI:1.126～2.359)、患有高血压(OR=1.598,95%CI:1.115～2.290)和有糖尿病家族史(OR=2.329,95%CI:1.391～3.898)是弥渡县农村老年人患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均P<0.05)。云南省弥渡县≥60岁老年人糖尿病患者自我监测血糖率、遵医嘱服药率、采取降糖措施率分别为44.0%、80.2%、98.9%,其近2周内采取控制体重或减肥、控制饮食、增加锻炼、戒烟等降糖措施的比率分别是62.6%、90.1%、60.4%、12.1%。汉族、住房有厕所者自我监测血糖率较高(P<0.05),老年糖尿病患者遵医嘱服药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P<0.05),文化程度较高者遵医嘱服药率较高(P<0.05)。非独居、住房有厕所者控制体重或减肥的比率较高(P<0.05),汉族、女性控制饮食的比率较高(P<0.05),医疗服务可及性较差者增加锻炼的比率较高(P<0.05),男性戒烟率较女性高(P<0.05)。云南省弥渡县农村老年糖尿病患者面临的疾病经济风险是观察人群的1.13倍(RR=1.13),校正收入因素后为1.19倍(ARR=1.19),其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因病致贫发生率分别为16.5%、9.9%。医疗服务可及性差、人均年收入较低、贫困户、住房无厕所者面临的疾病经济风险较高(P<0.05),人均年收入较低、贫困户患者家庭因病致贫发生率较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均年收入、住房结构、家中是否有糖尿病患者等是弥渡县农村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人均年收入≥5000元、住房为砖木砖混结构是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和因病致贫的保护因素(均OR<1,P<0.05),家中有糖尿病患者是农村老年人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和因病致贫的危险因素(OR>1,P<0.05)。[结论]云南省弥渡县农村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较高,但患者知晓率、控制率较低,其自我管理处于较低水平。此外,患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及因病致贫发生率较高,患者及患者家庭面临较大的疾病经济风险。弥渡县农村地区在今后的老年糖尿病防治工作中:(1)应整体加强该地区老年人,尤其是肥胖、中心型肥胖、高血压、有糖尿病家族史人群的糖尿病健康知识教育及预防宣传;(2)加大老年人糖尿病筛查工作力度,加强患者治疗工作管理,提高老年人群尤其老年男性的糖尿病知晓率及控制率;(3)针对少数民族、经济状况差、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开展治疗依从性教育,提高其自我监测血糖率及遵医嘱服药率;(4)对于独居、经济状况较差的患者加强自我管理教育,提高少数民族、男性患者控制饮食的意识;(5)结合患者经济及医疗服务可及性状况,适度增加低收入、医疗服务可及性较差的糖尿病患者,特别是贫困户患者家庭的医疗服务与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