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十年代崭露头角并在八十年代臻于成熟的作家,汪曾祺对艺术创作的自觉追求为其带来了“文体家”的美誉。本文旨在探讨,其小说创作的文体特征与“静穆”美学偏好的互动关系。主体部分如下所述:第一章:回答汪曾祺“静穆”美学偏好形成的原因。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论述。从内部原因上说,“静穆”美学理想的形成与作家的个性、气质不无关系。一方面,“丰富性”童年生活为汪曾祺带来了对美的独特兴趣及感知能力;另一方面,成年后面对坎坷人生时“随遇而安”的姿态表明其平和淡然的个性特征。从外部原因上说,作家生长的地域对其审美偏好的形成也有一定作用。江南的“诗性文化”孕育了其无功利化的审美追求;水乡自然景观的柔性之美也潜在地导致汪曾祺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宁静的精神。第二章:作为本文所论述的重点,回答汪曾祺“静穆”美学偏好在其小说文体上的具体表现,主要从小说结构、叙事和语言三个维度展开论述。第一,汪曾祺小说结构呈现出“散文化小说”的典型特征。首先,从功能上来说,它根本体现着“审美”功能和“审智”功能的融合;其次,采用这种结构模式的深层原因是在构建一种新的意境小说审美范型。这两者都与“静穆”美学理想对直觉与理性沉淀的重视有关联。第二,汪曾祺小说叙事有两点显著特色,叙事空白艺术是一种消解冲突的叙事策略;而儿童视角叙事则是审美距离说在叙事学上的微观表现。此二者都是“静穆”美学理想中对“距离”说的强调在具体文体上的体现。第三,从色彩、画面、节奏三个维度分析其语言特征,会发现汪曾祺在色彩使用上倾向于“冷静”,在画面构建上倾向于凝滞、稳定、安静的“风俗画”书写,在小说节奏上,作品的语音、语义、语法特征均呈现平缓、宁静、少波澜的特征。综上三点,均是“静穆”审美偏好的具体外化。第三章:回答汪曾祺渗透着“静穆”审美偏好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初抒情话语中的独异性价值。首先从京派的价值看汪曾祺抒情小说的价值;其次从抒情话语出发,探讨汪曾祺抒情小说在内核上与八十年代初其他抒情小说的不同;最后,主要是个案微观对比研究,通过研究王蒙抒情小说的演变过程透视具有“静穆”美学特征的汪曾祺小说在八十年代的根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