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经济失调的反映。清末通胀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通胀成因的考察反映财政权力分配格局和货币思想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以及在引起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同时，社会、经济等方面一系列的反应。财政权力分散下的通货膨胀不仅具有物价上涨、经济波动的普遍特征，同时具备区域性、层级性等自身特点。当中央政府介入之后，整顿经济进一步演化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逐渐成为新政财政、货币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一部政治、经济互动的社会变革史。　　本文选取清末通胀作为研究对象，以1900-1911年为历史的横截面，将其放置于清末财政权力下移与外移、传统货币、财政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大背景下予以探讨，针对通胀历史因素、思想动机、权力分配、政府能力等方面进行层层剖视。传统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纸币的特有现象，金属货币因为本身具有价值，可以通过“蓄水池”作用，调节货币供应量，因此不会发生通胀。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银本位制度下，货币数量根据白银和其他商品生产成本比例以及货币以外全社会对白银的需求而定的观点，和金、银购买力因国际产量的波动事实证明，金属货币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晚清时期的中国，不仅存在这种通病，货币市场同时存有各种劣质货币如贱金属币、纸币等不足值货币，通货膨胀的因素客观存在。　　在传统财政、货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帷幕下，在财政危机的刺激下，清政府将改革货币政策作为弥补亏空可靠方式之一。在道光萧条的影响下，咸丰时期国库空虚，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成为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军费开支浩大无法规避的压力下，清政府采取通货贬值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虽然最终渡过军事、政治危机却留下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与隐患。在各种隐忧中较为突出者莫过于财权的再次分派，地方政府事实上获得货币发行权，为清末通胀准备制度基础。　　随着半殖民地化的加深，财权外移与下移同时存在，“被束缚的财政”一词成为客观而形象的比喻。然则，清末通胀相关的财政权力流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外迁，而是明代以来中国政府对白银供应、定价话语权的缺失。这种丧失并非枪炮掠夺的结果，而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在20世纪初的特殊时期，这种权力的丢失成为加剧通胀的另一种客观因素。普法战争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金本位，造成银货币性减弱，引起银价持续性跌落，成为中国银计物价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庚子之后，清政府试图学习西方，对社会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造，其力度、深度较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在思想层面始终未能领悟欧美精髓，传统财政、货币思想依旧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因为各种赔款的遽增和新政庞大支出，清廷再次陷入入不敷出的困难境地。为尽快解决赔款、推行新政，中央政府将负担向地方转移，再一次在体制方面承认各省发行货币的合法性。督抚在获得货币发行权之后，利用既得权势，大力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力图将本地收入最大化，最终导致铜元等币种的通货膨胀，其增速超过银计价格。　　经济失调发生之后，中央政府首先采取限制铸造、发行等措施力图平抑物价。随着形势的恶化和政治局势的转变，清政府调控力度不断加强。在行政手段未能奏效之后，中央政府试图采取法律手段强制性介入。清廷宏观调控的表面原因是降低物价、维持民生，实质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动机在清政府调适各币种的力度中有所体现，本质是货币政策从属性的反映。在传统思想的指导下，治理效果乏善可陈。具体措施而言，清廷在控制投放的同时引进西方财政、货币制度，初步建立预算体制、中央银行等近代机构，则是将变孕育于不变之中。　　清末中国社会具有本身特殊的形态，通货膨胀在体现共有属性之外，具有自身特点:区域性与层级性。两种特性表面是经济现象，实质则是财政权力外移与下移在货币层面的反馈。伴随货币发行权的下移，各省自行颁布不同货币政策，逐渐造成各区域之间流通货币的不同与通货膨胀程度的差别。层级性表现为不同币种购买力变化不同。整体分析，银计物价降低幅度小于铜计价格，在银、铜元比价方面有所表现。层次性通胀是财权流失程度不同的具体反映。　　清末通货膨胀所反映的思想、制度之间的变迁与社会冲突，不仅存在于新政时期，而且能够揭示近代通胀的基本特征。了解这一点，不仅是在整体上把握通货膨胀史的切入点也是对财权下移与外移、货币思想变迁、货币政策从属性等问题进行全方位考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整顿经济中，中央力量的介入成为诱发政治博弈的导火索，国地双方围绕财政收益展开一系列较量的同时，在制度层面引入了西方先进的财政、货币制度，对民国经济制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此次通胀自身具有的“层级性”和“区域性”。两种属性不仅是货币问题，同时是财权离散水平差异的映射。层级性和区域性在体现自身的同时，不断挑战政府治理的效果与执政能力，表明在中央集权水平较低和主权不完整，传统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空下，枝节方面的变革难以有效提高政府行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