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刑事证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侦查人员亲自到庭接受法庭调查和交叉询问,解决与侦查行为有关的争议问题。这不仅有助于认定相关事实,实现实体公正,还有助于惩罚和遏制非法取证,保障程序正义。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建立起完善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但在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诸多阻碍,因此发展缓慢,难见实效。本文立足于对现有案例的实证调查,总结、分析和反思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域外立法和实务经验,提出过渡性改革方案,旨在构建既符合刑事诉讼立法精神,又与现实司法环境相适应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规则。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共四万余字。第一部分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概述。该部分从理论角度出发,介绍我国现行法环境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主要情形和诉讼价值。根据证明内容的不同,侦查人员出庭情形可以总结为两种,即分别为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出庭作证。前者包含侦查人员在参与或承办案件过程中知悉的定罪量刑事实,侦查人员分别作为定罪证人和量刑证人出庭作证;后者则主要针对侦查程序争议本身,侦查人员作为程序证人,确认侦查行为合法性并印证控方证据能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诉讼价值是指其在程序法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一是有助于遏制非法取证,促进侦查工作规范;二是有助于强化控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印证指控事实的成立;三是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四是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侦查观念,促进庭审中心主义的形成,实现实质化庭审。第二部分是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实证考察。该部分立足于实证调研结果,分别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目的、效果、实施程度、身份、启动条件等方面总结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运行现状。目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主要案件类型是毒品犯罪、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案件,作证的主要内容一般涉及抓获过程、侦查笔录制作过程和取证过程。与其他法域相比,我国侦查人员出庭率不高。该制度的主观阻碍是实务工作者的消极认识与应对。首先,许多实务工作者质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和实效性,认为其大量占用有限资源,但对事实认定没有实质性影响;其次,实务工作者普遍依赖出庭作证的替代措施和辅助证明方式,优先使用“情况说明”等来解释疑点,这一方面成为侦查人员不出庭的托词,另一方面达不到预期证明效果,反而拖延了诉讼时间。从侦查人员自身的角度来看,其出庭抵触心理强烈,普遍存在不敢、不会、不愿出庭的问题;同时,侦查人员对其证据解释义务的认识不足,使得其对出庭作证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该制度的客观阻碍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身份不统一、范围不明确。立法对侦查人员出庭性质区别对待,并只明确了部分情形下侦查人员的证人资格,造成了实践操作的矛盾与混乱。同时,由于没有规定具体的出庭情形、启动条件、出庭人员范围和构建相应配套机制,实践中缺乏科学的参考标准,个案随意性难以矫正,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相对较弱。第三部分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构想。在制度完善方面,首先,要统一侦查人员的证人资格和出庭性质。侦查人员取得证人资格既符合证人概念,又符合其身份双重性,同时还有助于明确其陈述内容的证据能力,因此应当予以统一。其次,要细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一方面,要规定合理的出庭作证情形,在实体角度主要参考犯罪行为严重性和可能科处的刑罚,在程序角度则主要围绕关键证据和重大争议;另一方面,要在上述情形的基础上规定适当的启动条件,以主观判断标准和客观判断标准相结合的方式,决定是否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再次,要限制“情况说明”等书面文件的适用。通过缩小适用范围和明确效力等级的方式,将其实用性部分转换为合法证据,能够有效消除侦查人员的滥用习惯和由其带来的巨大隐患。在工作机制构建方面,要初步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常规工作机制和特殊工作机制。常规工作机制包括庭前准备工作机制、庭审质证工作机制、出庭行为规范工作机制和出庭保障工作机制;特殊工作机制则包括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例外、豁免和拒绝作证的应对措施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