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诗格理论的研究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虽屡有成果,却建树无多。探讨多停留于某家、某论或某时段的零散研究,并未梳理诗格的理论机制和构架,更没有关注其理论建设成果的总结。原因在于重视魏晋、明清文论而轻疏唐宋,不能对其琐碎、零散、相互交叉、重复、片言只语式的理论论断进行探赜索隐。还在于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借鉴。因此造成对对诗格理论研究的不足。诗格是主要针对近体诗形式诸要素安排布局的诗歌批评形态。其目的在于通过探求艺术语言的特殊功能,制定从音声到意义及审美的统一程序,或者说是建立一种象意的表里结构。这一点,正可以从古代易学、哲学中关于意象言关系的论述中寻找到原始解释依据。诗格的产生正是由于诗论家受此思维模式的启发,参透了语言形式的机密,思考在新型的诗体中,如何实现三者的语义转化和同构关系,从而最终实现从技法到艺术、从格式到意义效果的疏通和精进；实现从格法到心灵、由技艺至形而上学精神根柢的飞跃。具体而言,诗格重在对诗的形式层面,进行点、线、面、体的依次建构。固定诗的字数、句数、联数,规定音声的平仄、用韵、粘对、对仗等。力求每个字、每个句子和每一联都有不容置换的地位和表意任务。既要前后贯通、一脉相承,同一位置又可选用不同的的词语,形成纵横两向的表意坐标。对诗人如何熟稔把玩语言提出了最高要求,即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语义,以最具限制的布局展现出纵横变转的气势与韵味无穷的意境,以形成具有不同艺术感染力的风格。但诗格理论并不求形式处处精工,而是追求形式建构的意义和审美效果；并不要求恪守死法,而是主张超然于法,灵活运用,体会一种自然、宇宙精神和智慧精神的诗之道。本文正是以由技法到艺术的理论思维为出发点,梳理诗格理论所解决的,形式如何增强诗歌语言表意功能,如何建构审美效应的问题：诗格声律论。主要包括声韵、对偶和病犯三个方面。声韵上,梳理出古诗从“五音”调声到永明体以“四声”论调,再到近体诗用“平仄”区分声调的层层简化过程,揭示诗格声律论对永明声律论的革新和超越；对偶上,主要论述对偶对篇章严整性建构、意义表达圆融化及时空交融审美性的意义。病犯的梳理也遵循由音声法则到语义及审美效果扩张的原则。诗格体势论。主要梳理“体”、“势”及“式”、“门”的内涵,其含义层次与对诗格之“格”相同,都体现了由基本声律形式,艺术表现手法到意境风格的层次递推。重点论述诗的体势在章句结构和修辞格法上的表现。对“体势”论的条分缕析,同时也有利于建构诗格理论的术语概念体系。诗格意境论。主要从王昌龄所提“凝心、炼意”、“目击其物”、“巧运言辞”三个阶段来探讨意境的形式化生成,也就是揭示诗格意境理论对意、象、言三者关系的再阐释。第一阶段不仅探讨诗人要“澄心静虑”,还突出诗格理论中对“文外重旨”和诗意含蓄性的强调,从而引出搜求意象的过程。进而论述“意象”类型化的重要问题。最后探析用典和景情理综合配置的形式构建对类型化意象的容纳。诗格风格论。主要以晚唐五代的“三本”、“五趣向”等高度凝练的论断为本,揭示出风格是在声律、体势、意境之上最终表现出的审美效应,是一种综合指标。并以皎然“十九字”等为对象,分析形成风格的诸种因素。进而区分正格和变格两类风格。本文还分析诗格理论与六朝文论、诗话、风雅批评的不同点和观念沟通之处,揭示出其既舍弃高言大论,又非形式主义的理论特征。总结出诗格从写作论出发无意中取得的重要理论贡献：建构了相对完善的术语体系；完成了时空转化：确立能指和所指关系；融汇历时与共时；勾连格律和艺术：穿通表层和深层结构：最终完成审美思想的高度实现。寻绎了艺术技巧专门化研究的内核,对后世诗学批评和创作意义深远。重估其在中国文学史、诗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在当下研究中意义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