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和文化研究是20世纪中期前后相继产生的两股重要思潮,在1970年代传播的主流行政研究路径面临范式危机的情况下,文化研究事实上成为美国传播和媒介领域发生断裂的最具决定性的力量(Hanno Harldt,1992)。本文的研究主题即是关注这两股研究力量是如何结合的,他们产生结合的各自知识背景是什么,产生“构连”后形成的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又有何特色,二者的结合对当前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语境启发意义。文章一开始先对美国传播研究二元对立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历史回溯,并指出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是美国传播研究两种路径发生的内在知识背景,这两种路径的对立为英国文化研究的进入提供了契机。而英国伯明翰大学发生的文化研究学派其发生、发展都与“传播”深刻的构连在一起,这既体现在早期代表人物威廉姆斯、霍加特和霍尔等人对传播的关注上,也贯穿在文化研究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特别在进入美国以后,文化研究的特色更是与传播学直接的构连在一起,文化研究的美国化(指在美国的重新地域化)即是在与“传播”议题的构连中发生的,由此也逐渐的形成了不同于北美主流的行政研究路径的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就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在其内部亦存在差异,即凯瑞(Carey)代表的美式文化研究路径和格罗斯伯格(Grossberg)代表的英式文化研究路径的不同。凯瑞把威廉姆斯的“文化”观念与杜威的“传播”和“共同体”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传播和文化的同一观；而格罗斯伯格立基英式文化研究立场,在把“传播”看作文化研究展开的“场所”(site)同时,提出了反传播的传播观(anti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主张二者的适度分离。二者的差异进一步反映在他们对“传播”与“文化”概念的不同解读中。北美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作为整体的面貌显现还体现在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长期对话中,其集中表现为1995年《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中格罗斯伯格和凯瑞与伽汉姆(Garnham)的对阵,两种思潮的对立反映了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在传播研究中的显现。最后,文章得出传播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是建基在与时代“语境”构连的“问题”意识基础上,尽管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没有生成一个统一的内在知识体系,但是从问题出发的知识构连对于当前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应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