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力量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德国兴起的关于德国外交角色的理论,相较于德国其他外交理论,对德国政府外交政策具有较大影响。本论文全面、系统地介绍统一后的德国“文明力量”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的内涵、理论的发展和最新动态,通过考察和分析文明力量理论在德国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体现,来探讨文明力量理论的实质和解释力的局限性。研究文明力量理论有助于对德国的国际角色、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理解,进而更理性地看待中德关系的发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遵循理性分析原则和先静态分析后动态分析的原则,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地介绍德国的文明力量外交理论,并结合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实例,对文明力量外交理论做出分析和评述,采用方法-目的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和刺激-反应分析法来考察探讨该理论中战争与和平、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关系。文明力量理论认为国内民主政治可以而且应当延伸到国际社会,通过民主程序来解决国际纠纷,是为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的目标。该理论提出应当由文明力量(符合角色特征的西方发达国家)运用文明力量手段(政治、经济手段)来实现目标,在集体授权和穷尽非军事手段的条件下,可以使用军事手段。该理论认为,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德国对东、南方国家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由民主制度建设。本文认为,文明力量理论秉承了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集体安全体系,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德国特色,是德国外交在“自我束缚”和“自我强调”之间寻求平衡与突破的一种尝试。该理论基于西方中心论试图淡化民族国家政治经济主权,为巩固西方主宰世界的地位提供理论支持。德国外交政策对价值观的重视体现在两点上：一个是同欧美国家建设价值共同体,另一个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促进,推行西方价值观。这实际上意味着：文明力量理论的战略目标——国际关系文明化——是建立西方文明制度,通过与西方国家共有的价值观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国际影响力,同时通过有条件的发展援助推行西方价值观,谋求更多对西方制度的认可和潜在的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可谓是同时推进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然而,在对华政策中,这种一致性被摩擦和冲突所取代,为了不牺牲国家利益,对价值观的诉求不得不退居到次要地位。默克尔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只能起到规范作用,而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问题中,德国政府始终主张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军事手段作为是最后手段；主张建立亲西方的政权,借保护人权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体现了文明力量角色特征,同时掩盖了德国在国际问题(如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问题)上对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德国外交政策而言,文明力量并未过时,建构力量并不能取代文明力量,二者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