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向纵深方向推进,群众身边的微型腐败更加突出。如何解决反腐败斗争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成为当前治理基层腐败的重要目标。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反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反腐败的效率和成效。目前,虽然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来宣传、鼓励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但是反腐败的公众参与仍然处于自发的、无组织、无序的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和规范,这给反腐败带来一系列问题。近年来,围绕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意愿这一主题,学者们较多地关注了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一方面关注了反腐败公众参与的经济环境、政治生态、大众传媒等环境因素,另一方面研究从公众自身出发,关注公众个体特征对反腐败公众参与的影响。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认为政府和公众之间是互动关系,政府的行为影响公众的获得感和信任程度,而公众的获得感和信任度又反向影响政府的行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到行为态度(获得感和信任度)、主观规范(政府鼓励、周围环境约束)和知觉行为控制(自身条件)的影响。具体到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治理意愿中,可以理解为公众的反腐败参与行为受到自身的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所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廉政获得感是公众对政府反腐倡廉能力的主观评价,制度信任是公众对政府出台的反腐败制度的信任程度评价,这两者都属于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知觉行为控制因素。本文从计划行为理论出发,运用实证分析探究这两者是否是影响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的重要因素。在已有研究中,讨论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对公众参与反腐败影响的文献比较缺乏,而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反腐败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的文献更为不足。因此,研究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对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的影响,有助于了解这两大因素对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目前公众参与反腐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杭州市为例,时刻围绕“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如何影响公众的反腐败意愿”这一核心问题,在回顾和梳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概念模型。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共获得1012份有效问卷,然后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旨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廉政获得感和制度信任是否是影响公众参与反腐败的重要因素?(2)廉政获得感和制度信任是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反腐败的?(3)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的公众参与意愿之间关系和作用机制是怎样的?研究结果:(1)公众的廉政获得感对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公众的廉政获得感越高,其参与反腐败的意愿也就越强。(2)对廉政制度越信任的公众具有更强的反腐败参与的意愿。(3)制度信任在廉政获得感对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这些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认为,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与反腐败公众参与意愿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公众的廉政获得感、制度信任不仅能够分别直接对反腐败参与意愿产生影响,也能够通过制度信任对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意愿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建议通过提高公众的廉政获得感、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来提高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本探究的主要理论贡献:(1)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研究公众在反腐倡廉中的获得感与个体信任态度是如何影响其参与反腐败意愿的,发现制度信任在廉政获得感对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是从心理学视角对公共管理学领域中公众参与反腐败意愿研究的丰富和补充。(2)将个体的主观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相结合,研究不同信任程度的公众对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差异,对已有理论进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