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文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极具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亦被视为革命历史的通俗化书写,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工具,因而对其真实性和作者身份有严格规限。建国初期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往往是革命亲历者以“过来人”的身份讲述着自己在“昨天的斗争故事”。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王愿坚并不具备相应的革命资历,却将目光定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以其独特的题材选择,较早填补了该领域创作的“空白”,使得革命的历史“谱系”更加完整。 正是通过革命回忆录的采编和整理,王愿坚接触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内容,为革命前辈的光辉事迹所感动,决心用文学形式将其事迹传之后世,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他自觉以“后代”的身份聆听前辈的革命故事,大量采用倒叙手法,用第一人称回忆或转述他人故事的叙事模式,再融汇自己的一些战争生活体验,结合他在《解放军文艺》和《星火燎原》任编辑的体会,灵活运用革命历史叙事规则,从而获得讲述革命历史的资格,以他自己并不熟悉的革命历史时期为题材进行短篇小说创作,形成独特的回忆体,最终以其思想和艺术成就,进入文学史“正典”,发挥了营构有关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 可以这么说:正是革命回忆录的采编经历,成就了王愿坚的文学创作;而正是其独特的回忆体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又成为研究“十七年”时期以回忆为基本生发点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从而成就了王愿坚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