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硕士论文旨在论证: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应该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并需要在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下对相关具体制度和规范进行修改与完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也叫救济原则,基本含义是指司法对纠纷进行最终裁断的原则。“有权利必有救济。”权利宣告及权利救济是权利的完整内容,缺一不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确立和实行的基本法律原则,是公众权利公力救济模式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终极的救济原则。本硕士论文共计六万余字,含引论和结语,共包括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提出议题,分析研究意义与价值,综述研究现状,介绍本文研究方法及本文内容框架。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法治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法律原则。对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理论研究将对公力救济的理念、主管制度、法院审判权作用范围、起诉制度、司法与ADR关系等问题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也将有助入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性质论与利益衡量论,比较分析以及“功能-技术”分析的方法。第二部分分析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我国成为理论问题和实践障碍的背景。本部分以主管制度与诉讼外非正常救济为主线,认为主管制度是理解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我国成为理论问题和实践障碍的主要原因背景。公权力视角与权力本位观念,与我国民事诉讼起诉制度的结合,导致了我国的立案难问题;公力救济的不济最终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诉讼外非正常救济现象。本部分分析了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主管制度,以及我国对之的继受。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作为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缺失结果的立案难及诉讼外非正常救济现象。第三部分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比较法考察。本部分以英、美、德、日四国的民事权利司法救济状况为对象,从司法作为纠纷的终局性裁断者的角度进行考察,通过历史兼制度的分析,认为这些国家普遍实行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司法最终解决原则是保障宪法权利的基本法律原则。本部分还对俄罗斯联邦对前苏联主管制度的根本性改造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分析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理论基础,即司法之所以能胜任纠纷最终裁断者、权利终局救济者的理论基础。本部分分析了司法权的判断权属性,分析了司法权运行的组织保障和程序保障,以及司法权的终局性,认为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根据在于司法程序能给予当事人高度的程序保障。同时,本部分还从诉权的制度保障的角度,分析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之必要性。第五部分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概念分析。本部分分析了国内学界对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界定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文意”和“体系”两方面对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进行了阐释。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之体系解释,需要考虑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本部分就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与英美法中救济法之基本原则——“有权利必有救济”(Ubi Jus,Ibi Remedium)进行了比较,认为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也即救济原则。第六部分分析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以及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现行不合理的主管制度与起诉制度是我国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主要制度障碍。就主管制度的改革而言,应该树立权利本位与权力服务的观念,由主管制度确立供公民选择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而司法解决处于终局的地位。就起诉制度而言,应该改革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度,实行诉状登记制度,确立诉讼要件制度,并将其与本案要件一并纳入庭审程序。最后,对于新型权利纠纷,司法应该承担起政策形成功能,以纠纷的诉之利益为核心判断标准,确立司法权的作用范围。第七部分是结语。本部分回溯了本文的论证和基本观点,认为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连接纠纷与裁决、诉权与审判权、当事人与法院,是保障当事人诉权,实现对权利有效救济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法治原则。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确立与法治进程、司法改革、司法权威、司法能力等密切相关,应该循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