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我是猫》是在中日两国家喻户晓的文学佳作，这两部作品带给了读者一些共同感受：清澈见底而又安然自得，超脱、冷静的、由未受说教干扰的客观现实所投出。其作者，钱钟书与夏目漱石都是中日近现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人物。虽身处不同国度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学风格和表现技巧，但其代表作品《围城》与《我是猫》的旨趣相同，寄余味于笑声中，可谓异曲同工，被称为东方文学史上的两大讽刺杰作。《围城》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写成于1946年，是中国现代负有盛名，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钱钟书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我是猫》于1905年在杂志《杜鹃》上发表，是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先生的处女作，也是漱石的成名之作。两部作品皆给世人带来了与众不同、空前绝后的文学感受。其中，两位大作家各具特色的反讽艺术手法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其精妙之处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究。本文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以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为基础，以内海彰的暗默性提示反讽理论1为指导，对同是讽刺小说的中日两部巨著《围城》与《我是猫》进行双向比较研究，重点对两部作品中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比较分析研究。首先，以语言修辞为中心，分析和比较《围城》与《我是猫》的语言反讽。其次，将反讽理论扩展到宏观意义上，在文本整体的叙事策略上对作品进行分析讨论。最后，阐述分析构成这种反讽“异曲同工”的社会原因、时代背景和不同的文化特色。　　第一章为本文的序章，对论述内容和意义进行阐述，涵盖先行研究的资料、目前的研究领域和成果及反讽理论的发展现状。　　第二章进入主要分析。本章中首先分析文本语言，研究微观的反讽。两部作品都使用了大量新奇的比喻，将相距甚远的两个事物放在一个思维之中，作为比喻让读者产生联想。相似点的单纯、浅显和极其少见的现象,却具有着不可思议魔力。正是通过这样的不可思议，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和反讽性的效果。在叙述方法上,《围城》中多使用的是克制陈述，抑制批判，降低事情严重性的系数。《我是猫》则是运用夸大陈述的方式，通过猫的眼睛对事物进行夸张地表述，把细微的事情进行放大的描写。将高尚的东西通俗化和语境的混乱,不按照事物的正常尺寸来表述，挑战读者所能理解的尺度等，都是反讽鲜明特色的体现，通过冲击读者惯性的协调感觉，将张力转化为反讽。　　第三章中主要讨论叙事策略上的反讽，涉及文本的结构、视角、人物塑造，分析各自作品的结构。圆周型的《围城》和如“海参”般的《我是猫》都充分利用了结构的反讽，通过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层次感、“知”与“不知”的差别，达到了反讽的效果。《围城》是通过如同神一般的全知视角与主人公的内在视角相互转换进行阐述；《我是猫》则是用“咱家”的眼睛看，借“咱家”的口来叙述。从独特的视角，冷静客观地为读者打开小说的世界。在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与读者之间产生张力，以达到反讽的效果。在人物塑造上，通过新旧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对立和知识分子自身的言行不一致等，创造反讽的环境。　　第四章在第二、三章论述的基础上，分析和阐释了反讽异曲同工的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创作的时代背景特色：虽然相隔半世纪，但同样是中国或者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为现在文明社会的时期，政局的不稳、教育的改革等等有着各种不稳定因素。其次，在这样社会转变的时期，两位作者都是本国接受过高等教育、曾留学英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人生的经历是十分相似的。不同的是，两位作者的婚姻生活大相径庭，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是各自风格迥异。此外，受到中日两国讽刺文学传统的影响，造就了《围城》的“机智”、“委婉”、“深沉”和《我是猫》的“滑稽”、“敏锐”、“直露”。　　第五章是本论文的结论部分，阐释和归纳论文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论文的不足之处和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