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创新和创业相连一体、共生共存。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以来,政府出台大量政策来鼓励创业创新,进一步系统性优化创业创新生态环境,强化政策供给,突破发展瓶颈,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在各项政策的大力推进下,中国的创业和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了强劲有力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水平逐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大量引入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外在动力。FDI作为先进技术的重要外部来源,FDI溢出效应对于中国创业和创新水平及质量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在考虑创业和创新相互影响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 FDI对中国创业创新的影响,为中国进一步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体系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本文采用传统FDI理论和制度理论,建立了“行为-环境-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跨国公司FDI行为,具体包括FDI进入规模、FDI进入速度和FDI进入模式对中国创业和创新的影响以及中国制度环境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该框架表明FDI一方面能通过示范效应、前后向联系、人员流动效应给当地企业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即挤入效应,另一方面也会通过竞争效应以及市场和劳动力窃取效应给当地企业带来负向溢出效应,即挤出效应,FDI对创业创新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中国改革时期所特有的制度背景,在考虑创业和创新活动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0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 FDI对创业创新的影响,具体分析了 FDI进入规模、FDI进入速度以及FDI进入模式对创业创新的影响,以及不同制度环境下FDI与创业创新关系存在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FDI进入规模与创业和创新之间均呈现U型关系,中国当前外资水平整体还是处在U型曲线的右边,因此政府应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以吸引外资,此外,在不同创业和创新活跃度地区,FDI进入规模对创业创新的影响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外资吸引政策时,各地政府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政策;(2)工资水平和融资约束对FDI进入规模与创业之间的U型关系存在中介作用,且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支出对FDI进入规模与创新之间的U型关系存在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努力消除市场进入壁垒、高工资和劳动力窃取等外资进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减少FDI的挤出效应,此外,还应该继续鼓励本地企业的自主研发,减少对外资的依赖,避免外资对中国造成产业安全问题;(3)随着FDI进入速度的增加,FDI进入规模对创业的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都会减弱,FDI进入规模对创新的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都会增强,因此政府在加强引资的过程中,应该合理控制引资速度,权衡其对创业和创新的不同影响效果,以实现最优的效果;(4)合资型FDI和独资型FDI均能够促进创新,合资型FDI对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独资型FDI对创业却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由于合资型FDI对创业创新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采取鼓励吸引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制定,而独资型FDI对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创业却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因而在制定引资政策时,应该结合各地创业情况,对于需要保护的初创企业尽量避免大量独资型FDI的引入,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政策,进而减小独资型FDI对创业的负面影响。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了“行为-环境-绩效”的研究范式,并构建了 FDI对创业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重新理解制度改革背景下中国FDI溢出效应的动机、渠道和影响效果;(2)发现了 FDI进入规模与创业和创新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且制度环境对FDI进入规模与创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调节作用,更加准确细致地描述了 FDI进入规模与创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拓展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3)揭示了FDI进入速度对FDI进入规模与创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调节作用,即FDI进入速度减弱了 FDI进入规模与创业之间的U型关系,增强了 FDI进入规模与创新之间的U型关系,这对中国政府如何制定更为合适的“引进来”战略和提升国内创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跨国公司FDI进入行为及其影响效果的认识,为中国进一步实施全面改革开放,构建全方位的开放经济发展体系,制定合理的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