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无论身仕庙堂的士大夫,还是埋头科举,尚未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人生抉择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丁耀亢(1599—1669),明清之际重要的文学家。他跨越明末清初,一生重要的活动恰与明清易代前后四十年大致重合。他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匍匐辗转其问的一员；易代给他的家族和个人生活带来强烈的冲击。为求得自保,他南游北上,穿梭于京师名公巨卿之间,先以拔贡得旗塾教习,后授教谕,再得之县令。其间丁耀亢以诗文交游,但却蹇淹科场,志不得伸。正如袁世硕先生所言：“黍离之悲,伤时忧世之思,佗傺不平之气,横溢于中而不可抑,于是发之于诗,发之于戏曲,发之于小说,皆非专在逞才学以文争胜。”丁耀亢在其文集中真实记录自己在明清之际的个人遭际,为改变生存状况的种种努力,以及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关怀和文化反思,是其“一人之史”。全面考察丁耀亢的生平及其作品对我们深入了解明清易代之际中下层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具有范本意义。本文结合丁耀亢的全部作品以及与同时代士人的交游唱和,梳理易代之际北方汉族士人的生存状况,把握时代思潮中士人的生存心态、对时代的文化反思及文学创作的特点。导论部分为丁耀亢研究综述。目前对丁耀亢研究在其生平、思想、文学成就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较大的学术空间。研究多集中在小说《续金瓶梅》,对其诗歌、戏曲研究虽然有数篇论文,但大多作平面个体论述,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比较研究。第一章为丁耀亢乡绅生活研究。一是举业与耕读。丁耀亢出身科举世家,其父兄、弟侄均有功名。丁耀亢在明朝参加了七次乡试,未有所获。攻读之余,丁氏经营庄园,躬耕陇亩,有较强的治生能力。此间他南游求学,结社山中，过着优裕的乡绅耕读生活。二是甲申事变前后,弟侄死于清兵战火,田产零落,饱受强邻恶奴凌辱。丁氏在诗文中真实记录甲申前后在清军入侵、李自成农民军的双重冲击下,以及奴变对北方士绅生命财产以及社会秩序的威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第二章为其京师交游考论。一是考察丁氏在京师与降清明臣、新朝进士、明朝遗民之间的交游唱和,期望邀誉,有助仕进。二是在此基础上,讨论丁耀亢这一时期交游中的三个特点：自我期许与他者评价,即自许有诗才、重性情的“嵚崎人”,他人以放诞飞扬的“畸人”视之：诗文中以史典逞才,因渴望援引而不得不以恭谦殷勤之意干谒；现实唱和中诗文的不平等,折射出文人在求取功名与保全自尊之间矛盾交织心态。三是以丁耀亢为视角,考察清初北方贰臣文人京师业余生活及其心态。北方贰臣文人大多在朝政之余用心诗文,企图立言存世；在与故旧宴集中感慨世事变迁；在赏曲观剧中重温旧朝衣冠,缅怀故国；多参禅观寺,登高览胜,舒展郁愤之情；由此进一步探究清初贰臣文人在揽辔登朝,得时行志的表象下,悲天悯人,忧谗畏讥的抑郁内心。第三章为其游宦生涯。一是旗塾教习生涯。由丁氏改籍入贡及其教习生活考察清初旗塾教育状况；由此进一步考察其作为汉族士人的内心纠结：为重振家业的强烈幻想和华夷之防的短暂困惑；政治伦理道德标准与自我利益的错位；强权臣服与文化自负的自我虚构。二是教谕生涯。由此考察清初教谕职责在于振铎善俗,教化士子；教谕生活职卑俸微,生活清苦。丁氏为获荐举先后捐俸赈济、拜访故旧、奉命创作传奇,竭尽所能,折射出清初贡举升迁的艰辛。三是惠安之行。梳理其赴任惠安的行踪,探析去职的缘由,即时局动荡,战氛方炽；年衰身疾,念土怀亲；禄微祸重,名心渐冷。纵观丁氏游宦生涯,清初汉族士人求得一职并非易事,他们的努力既为身家计,又有读书人科举功名圆梦的内心渴望,映照出科举挫折焦虑对士人的人生影响。第四章是其诗歌创作研究。一是丁氏诗歌的创作思想：以诗补史的诗教理念；转益多师,多种诗体的自觉实践；对竟陵派的自觉修正,已渐露清代诗风转变的先声。二是丁氏诗歌中鲜明的宗杜色彩：诗歌创作中强烈的“诗史”意识,特别是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创作中善于用典和比兴手法,增强内在张力。由于过度用典,破坏了诗歌意蕴的传达,造成部分诗作晦涩难懂。诗歌中的宗杜色彩与清诗宗杜的社会思潮和时代影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是对有关丁耀亢诗歌的重要清诗选本汇考,考察丁耀亢诗歌的影响；从入选数量上,总体呈现逐步受重视的趋势。早期清诗选本大多选取其早年颇有风致诗作,后期则注重其写实倾向的作品。第五章是其戏曲研究。一是其戏曲思想研究。丁氏学习前人,结合创作实践,提出自己的戏曲思想：结构观,布局合宜,自出机杼,强调“布局繁简合宜难”,重视结构；语言观,语出自然,慎于用典；曲词观,声腔情词,双美兼重；教化观,观风化俗,以剧渡世。二是其剧作研究。丁氏的剧作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其心灵轨迹的再现。《赤松游》借张良“为君父报仇”的历史故事,传达清初汉族士人出仕为明而非仅仅仕清的心声。论文对清初有关张良意义的诠释,以新朝进士魏裔介的《留侯论》和遗民魏禧的《留侯论》作参照,剖析张良意义在清初的阐释嬗变。丁耀亢的忠臣孝子观,魏裔介的义士仁人论,魏禧的忠臣仁人的定位,真实地展示了随着清政权稳固所形成的人心思定的普遍社会心理。《西湖扇》表现汉族士人对旧主新朝的接受和期待的情感。对比创作于此前吴梅村的《秣陵春》传奇和其后孔尚任的《桃花扇》,虽然离合之情相近,但表达的兴亡之感不同。《秣陵春》重在表述士子易代之际对旧主的留恋和对新朝的徘徊,《西湖扇》表现的是汉族士子对新朝的接受与期冀,而《桃花扇》重在反思历史,照鉴现实三者有明显的历史传承与艺术借鉴关系。对比三者的关系,清晰揭示出蕴藏含于传奇中当时士人隐秘的内心世界。《表忠记》则是士了抛却了眷恋与徘徊的心结,对新朝政权完全接受和拥戴；但其中还是传达出作者自己的声音，即反思前朝,借以讽谏。丁耀亢以传奇形式,展现易代之际汉族士人的失国怀旧,向往功名的裂变人格心态,是当时士大夫中一种普遍的时代流行病。第六章是其创作思想研究。论文选取两个着眼点：一是其早期《天史》编撰,一是其晚年《续金瓶梅》创作。《天史》完成于明崇祯五年,其目的在于借史鉴今,纪恶讽喻,以历史反观明末社会,传达渡世之心。这一思想贯穿于他全部史、诗、曲创作中,在小说《续金瓶梅》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续金瓶梅》以小说笔法传达反思精神,即人物形象塑造的纪实化,创作手法的史笔化,创作主旨的史心化；最终达到反思征实,翼圣赞经的教化目的。余论部分。纵观丁耀亢一生,特别是入清后的人生抉择和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仕清身份,遗民情怀,对现实始终赋予儒家的道德关怀。由丁耀亢的交游与诗文唱和,探析清初贰臣文人诗文中普遍呈现的愧疚自赎心态。对比清初南北贰臣文人,他们的愧疚自赎心态的呈现方式有较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清初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差异；南北文人官员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政治伦理舆论环境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