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以来带有相机抉择的色彩,即政府为达到某一特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根据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采取权衡性的措施来进行调控。但学者们近期的研究偏向于认为规则型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货币政策规则相当于政府设立了一种承诺机制,能够缓解相机抉择所带来的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传统的线性泰勒规则,即货币当局为了实现一定货币政策目标,当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偏离时,按照固定的线性利率规则来进行调控。线性的泰勒规则是指当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为线性时,使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最小化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这里央行的目标损失函数与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关系是线性的。然而在现实中,中央银行往往存在非对称的偏好,即在损失函数中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向上偏离与向下偏离设置不同的权重,进而导致了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由此可见,非线性的货币政策规则更能反映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真实行为。本文从非线性总供给曲线与中央银行非对称形式的损失函数这两个方面阐述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基础,并推导出一种具体模型,然后用2000-2014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模型,检验中央银行非对称偏好的假设。结果证明,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和总产出存在非对称偏好,其中对通货膨胀偏差存在负向偏好,对产出缺口存在正向偏好。货币政策规则反应函数中不仅通货膨胀偏差和产出缺口对利率存在显著影响,通货膨胀的平方和产出缺口的平方项也对利率产生显著影响,证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非线性。首先,本文介绍了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基础。通过将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设定为线性模式,将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设定为二次的损失函数,在相应经济条件的约束下,通过最小化中央银行损失函数,得到的最优利率规则即为传统的线性泰勒规则。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的成因,总供给曲线的非线性形式与中央银行损失函数的非对称形式都可能导致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由于使用本文的数据对我国总供给曲线进行非线性检验的过程中,结论均不显著,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央银行损失函数的非对称偏好导致的货币政策规则非线性。在线性泰勒规则的基础上,引入中央银行非对称偏好,对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进行了证明,得到了包含通货膨胀偏差平方项及产出缺口平方项的非线性利率反应函数模型。在实证分析部分,用GMM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证明该模型很好的拟合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行为,模型中通货膨胀偏差平方项和产出缺口平方项均显著,证明了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明显的非线性。中央银行同时存在通货膨胀非对称偏好和产出缺口非对称偏好,且两种偏好的方向相反,对通货膨胀存在负偏好,对产出缺口存在正偏好。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了传统泰勒规则的线性设定,研究了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此外,本文综合考虑了引起货币政策规则非线性的两个因素,即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与损失函数的非对称性,并对模型推导中具体应该使用哪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实证检验。损失函数采用了线性指数形式表示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非对称偏好程度。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没有对长期均衡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目标进行深入研究。此外,本文为了更直观的考察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特征,构建的模型中没有考虑汇率因素,但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十余年,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较高,我国经济已经同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汇率的变动、汇率的稳定性等问题将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