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1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苏俄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劳资矛盾与冲突也相伴而生。因而,劳工问题也就成为20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包括国共两党共同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一般而言,劳工问题是工业逐步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问题,只是工人反对本国的资本家,工人所受到的痛苦,且只是经济力的”。而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近代中国来说,劳工问题却与政治、民族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特定的特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对于劳工问题,国民党曾实行以扶助劳工组织,实行劳资合作为内容的基本原则与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虽然一度支持实行“扶助农工”政策,但随着政治形势以及国民党政治地位的变化,国民党对于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运动的“过激”行动加以责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它主张用发展劳工教育、推行劳动立法、保障劳工福利等方式来解决劳工问题,但在实践中并未尽如人意,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混乱无序,很多法规只是一纸具文,无法产生实际效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则在苏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提倡“社会革命”,鼓励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领导工人运动以达到改善劳工生活、提高劳工地位,争取民族解放的目的。面对劳工问题,在社会福音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基督教界也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以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提出自己的理念与主张,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只会带来更多的斗争而不是合作,暴力产生暴力,由‘剑’建立的体制在一定时期会由‘剑’来灭亡。暴力革命现在看似有用,但历史会证明它不会带来乌托邦,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纠缠在一起的漫长和疲倦的环圈。”因而,基督教主张用“宁可代罪人死,不要把罪人杀死”的上帝观影响世人的思想,主张通过改造人心,提升道德,培养人格,坚持“爱人”、“牺牲”、“发展人格”、“劳工神圣”的原则,通过劳资调和的方式来解决劳工问题。自1922年起,中国基督教界先后召开了基督教全国大会、基督化经济关系全国大会等相关会议,讨论、制定劳工改革的方案。此外,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还设立工业委员会,负责调查中国劳工状况,宣传基督教工业思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负责具体实施服务劳工相关事工的基督教组织。他们“竭力提倡推行劳动法”,以保护劳工利益;通过鼓吹舆论、注重社会经济状况调查、培养研究工业及劳工问题的人才、出版与工业改造相关的书籍等手段,推动工业经济研究;通过在基督教机关刊物《青年进步》中开辟“劳工专号”,介绍欧美教会改造社会的计划,讨论教会在解决这类问题中的建设性作用;通过创办平民学校、工艺补习班,邀请北美协会亚洲区总干事艾迪,日本著名基督教传道者、劳工运动领袖、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贺川丰彦等名人演讲的形式与活动,以“普及工人教育,推广社会教育”,达到向工人“灌输普通的知识”,“增加职业上的能力”,“养成公民的道德”的目的。另外,还通过创办被蒋介石誉为“村舍新模范,社会新仪型”的浦东劳工新村和沪西公社等“模范社区”,达到改善劳工生活,增强劳工幸福的目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各项服务社会,谋求劳工改革的理念与事工对于“改良经济”,“改良家庭生活,增进公民智识”,“使人人成为完美之国民,能尽公民充分之责任”有着一定的思想启蒙与促进作用。然而,中国的问题深重,贫穷、衰弱、愚昧、贪污、纷乱五病俱全,“不是可以枝节救济的”,而应当“去求根本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