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金融合作成为促进区域资源调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一带一路”建设受到国际广泛关注,沿线国家合作由能源、交通逐步扩展到产业、金融等领域,区域间的金融合作能共同抵抗金融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迥异,金融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且在2011-2017年未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原因导致沿线国家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存在极大的差异。按照主导机构的不同,可以将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分为由区域性经济金融组织主导的金融合作、由政府主导的金融合作以及由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合作,其中互设银行分支机构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是沿线国家进行金融合作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方式。本文以沿线国家金融服务业为实证分析对象,首先分析了沿线国家金融服务业空间集聚性,沿线国家的全局莫兰指数显著为负,说明沿线国家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倾向于与本国规模差异较大的国家,即金融服务业规模较大的国家倾向于和金融服务业规模较小的国家合作。其次分析参与国在金融服务业全球价值网络的位置,按照WWZ分解框架将金融服务业分解成4大项（DVA、RDV、FVA和PDC）,并对沿线国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点入度和点出度的结果来看,各项排名靠前的五个国家具有极高的重复性,在金融服务业网络中少部分国家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再具体到每一增加值网络,发现DVA、RDV和FVA网络通过轴心国将沿线国家联系成一个整体,其中DVA网络的轴心国是意大利、俄罗斯和中国,RDV和FVA的轴心国是意大利和中国,PDC网络中没有形成轴心国,按照地理位置分别形成了亚洲和欧洲阵营的若干个小派系。最后,用QAP回归分析在四个时间节点下（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影响四个增加值网络形成的因素,发现空间位置对四个增加值网络都有最大的影响,金融规模差异矩阵和利率差异矩阵主要影响DVA和PDC网络,而经济发展差异矩阵和金融开放差异矩阵完全不显著。基于金融合作相关理论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通过集合多方力量以及“新雁阵”模式助推沿线国家金融服务业优化升级,重塑金融服务业全球价值网络,使沿线国家重建竞争优势;第二,在政府主导下建立金融政策多边协调机制及政府间金融监管合作,为后续金融合作深入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第三,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效率,实现征信制度通畅,继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重视金融创新能力,引导金融机构关注绿色产业推进“绿色丝绸之路”;第四,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后续金融合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