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社会的一项基础性事业，接受教育的经历是大多数人人生的重要阶段和发展基础。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对区域社会的变迁影响深远。作为连接古代与近代的重要阶段——清代更是如此。而清代的河南地区是一个既不像江浙湖广那样发达，也不像云贵蒙藏那样落后的中层省份，它的社会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社会特点。选择教育的综合载体——学校为对象，对清代河南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不仅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而且可以为深入理解教育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的研究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通过对选题的简要分析和研究现状的深入总结，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虽然教育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但前人对此问题的研究，或限于制度文本，如教育史学界；或关注相对较少，如历史地理学界。而且涉及的研究大多选择科举人才特别是进士人数作为考察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的依据，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本文认为，教育存在两个系统：培养系统和选拔系统，学校作为教育活动的综合载体，隶属培养系统，是教育的本质系统和基础系统。而人才只是教育选拔的结果，是教育效果的体现。选择学校的数量分布及其所能提供的教育总量对清代河南教育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不但更加接近教育发展的实际，而且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区域教育和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第二部分即主体部分，包括第二到第五章，分别探讨了清代河南教育发展的背景、过程、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清代河南社会的特点即其教育发展的背景，第二章即介绍了清代河南教育发展的自然和社会背景。包括特殊的自然条件与频繁的水旱灾害、稳定的行政区划和完备的科举制度、繁忙的社会生产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动荡的社会局势和贫困的农民生活等等，种种背景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各地各级教育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在这一背景下，清代河南的教育走过了自己的发展历程，第三章通过对此过程的整体考察，发现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发展(1644--1795)、传统教育体系的衰败与重创(1796--1899)、新教育的萌芽与确立(1900--1911)。传统教育体系包括各级儒学、社学、义学、私塾、书院等。新教育体系包括普通、师范等各类新式学堂。顺治初到乾隆末传统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和发展。嘉庆以后，各类传统学校逐渐衰败，咸同时期遭受重创，同光之际又得以恢复苟延。光绪末年直至清亡，在传统教育的改良过程中，新式教育逐渐萌芽并最终草草确立。传统教育的垂而不死和新式教育的迟迟萌芽充分反映了清代河南教育的封建、保守与滞后。与此同时，清代河南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时空差异。第四章便以各类学校为例分析了这一差异。特别是各类学校数量上的时空分布和程度上的发展差异。在嘉庆25年行政区划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资料，采用合理标准，对各类传统学校和新式学堂进行了数量和存续时间等数据的统计，并在这些统计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方法，揭示了各类学校的时空分布特征，评估了各类学校的地域发展差异。具体来说，儒学依政区而置，时空分布与政区的调整息息相关。发展差异缺乏考察途经，由入学机会看，卫辉、陕州等地较大。义学的普及程度高于社学，虽然都是初级学校，但由于性质的些微差异，时空分布和发展差异各不相同。书院的设置时间上集中于康熙中期和乾隆初期，地域上集中于开封、河南两府。而由人均书院教育供给量的比较可知两地也是书院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新式学堂中普通学堂特别是中小学堂的设置初具规模，具备比较分析各地发展差异的基础条件。中学堂各地设置数目差别不大，但发展差异明显。南阳、开封、怀庆等府中学教育发展良好，其余诸府相对较差。小学堂集中设于开封、怀庆、河南、光州等地，普及程度与数量分布基本一致。由于书院和小学堂在新旧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因缘关系，其时空分布和发展差异基本代表了新旧教育的相应特征。第五章探讨了影响各类学校时空分布和发展差异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主要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微观因素主要有地方官的兴学热情及个别人物或学校的示范效应等方面。自然环境通过地形地貌和对人口、经济的制约直接或间接影响学校的分布和发展。政治条件通过文教政策、政治地位、社会局势等种种方面影响各类学校的集中倾向和发展势头。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学校自身经费充裕情况、区域传统经济结构等经济条件决定着学校系统的存在基础、持续能力和结构类型。此外学术活动和传统习俗等文化要素对学校的分布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各种因素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不尽一致，清代河南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正是区域社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三部分即第六章结语，总体概括了清代河南教育发展的地域特征及其对当前教育改革的启示。这些特征包括：其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突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新旧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同的一致性和一定的错位性、各类学校分布差异与发展差异的一致程度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区域社会条件的差异是学校分布不均和地区失衡的根本原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