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呈现多样化、多态化的发展,中原作家群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构成,刘震云以其创作成绩成为中原作家群中独特的存在。刘震云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其艺术个性也从普普通通到崭露头角、出类拔萃。探究其小说的修辞特色对更好地认识、阅读其作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阅读中原作家群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在布斯、李建军等人的小说修辞学理论基础上,以谭学纯、朱玲的广义修辞学为研究视域,根据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分析其修辞特色的生发,进而去探究其小说的修辞特色。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分为初出茅庐、蜚声文坛、精神望乡、重新干预生活四个阶段。在充分把握其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我们从具有话语建构修辞功能的小说语言、具有文本建构修辞功能的小说结构、具有精神建构修辞功能的小说人物三方面总结出其小说的修辞特色。这些小说修辞特色的形成与刘震云自身的成长经历、生活经验,河南新乡延津所处位置的地域文化,整个大的社会时代语境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刘震云在小说创作中选择的有意味的语言——方言、以幽默为外衣的讽刺语言和狂欢化语言参与其小说的话语建构。方言的选择和使用隐含着作者意图,它体现了作家无意识的身份认同,是作者用来构筑文本语言风格的工具,也是作者用来激发读者情感的文本策略。刘震云把诙谐视为自己的一种生存哲学,故能游刃有余地使用以幽默为外衣的讽刺语言,用幽默消解小说的悲剧意味去控制“外在距离”,用讽刺直指小说的意义世界去控制“内在距离”,从而与读者之间形成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而语言的狂欢化的修辞功能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戏仿形成了一种互文与语境还原,粗鄙化语言以丑的形式构成对美的反叛,拼贴和重复、绕的语言以其形式的“陌生”以及解构的姿态营构一种话语张力。这些语言赋予刘震云小说独特话语属性。刘震云小说所具有的别致的结构——戏剧化结构、间离结构和双构性结构参与其小说的文本建构。刘震云长于通过具有“展示”功能的画面、具有“讲述”功能的情节、具有象征和隐喻修辞功能的开头和结尾等来结构其戏剧化结构,让我们体会形意兼具的戏剧化结构的叙述力量和修辞美质。音在弦外的间离结构的修辞功能主要由结构的跳跃所具有的“曲”中见真意的修辞效果,前言、附记和附录的使用给读者带来的陌生化的阅读体验以及前言(序言)、正文和结局的位置及比例对共鸣的干扰三方面构成。另外,刘震云的小说结构也有传统文化双构性思维的烙印,开放与闭锁、游戏与严肃、情感与智性等双构型结构。作者通过这些特别的结构艺术在其小说的篇章层面展现、传达出他的审美设计。刘震云小说所刻画的人物——农民、知识分子、女性身上特有的文化蕴含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现实语境的复杂使农民具有饱满的文化性格,他们从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的参照物逐渐成为一种作家对现实的指涉,他们因饥饿对土地的依附、依恋也传达出他们、从土地上走出的人们以及作者的土地情结,但他们对权力的追逐以及“向城求生”的行动也宣告了乡土乌托邦的幻灭,这对社会大环境而言具有普遍的意义。另外,刘震云敏锐地捕捉到知识分子所处的位置随着社会发展产生的变化,并把这一变化带进文学创作中。他通过描写知识分子的迷失与背叛向我们呈现了这一“堕落”身体的样貌,这是作家对自身的一种审视与反省后的深刻体味与认知,但他的笔触不全是揭露性质的祛魅,更是呼唤知识分子理想人格回归的建魅。从对女性形象刻画的角度而言,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就是女性的成长史,女性意识的觉醒史,她们从被男权、父权控制的工具、“没有工资的奴隶”到积极摘除角色的紧箍,虽然她们的转变还具有不彻底性,但她们改变身体受压抑现状的行动已经具有了强烈的“革命”、颠覆意味。无论是刘震云小说中的哪一种人物,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对生存环境的能动或者被动的反应代表着相应的话语立场,这所具有的文化隐喻修辞化地参与人们的精神建构。这样在广义修辞的视角下的研究打通其不同创作阶段文本间的关系,把作家、读者、文本、语境之间的互动作为分析的基点,从话语、文本、精神三个层面展开对刘震云小说修辞特色的分析,对刘震云小说修辞特色的分析从“技”的层面提升到“艺”的层面,从而为刘震云的小说创作的研究以及小说修辞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