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人来说,位于“1933-1945”这两个年份之间的历史,如果仅从时间跨度上来看,那么这屈指可数的十几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转瞬即逝；然而,同样是在这段时期,在这片曾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象征着理性与进步的国度上,却发生了震惊世人、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暴行——纳粹大屠杀(Holocaust)。这场由纳粹政府发动的、以种族主义为特征的大屠杀,以最惨无人道的方式夺去了600万犹太人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颠覆了人类传统道德观念的大屠杀,以虚妄的“雅利安种族优越性”的神话,同时摧毁了犹太人和德国人。对于犹太人来说,奥斯维辛的名字叫“浩劫”；但对于德国人,它却成为一副永远无法卸下的十字架。从大屠杀研究的维度上出发,纳粹德国时期的医学界俨然成为了被世人说教的“警世钟”,除了少数几位被证明与纳粹无甚多牵连者之外,几乎所有第三帝国时期的医生都被贴上了罪恶的标签。从纽伦堡对个人丑行的审判,再到新近的研究显示,纳粹德国时期的医生们在所具备的能力和所表现出的残忍方面呈现出了巨大的矛盾性。如果说负责看守死亡集中营的守卫们所体现出来的残忍性并不难以理解的话,那么德国纳粹时期诸如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之流的医生们公然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则是对人类道德情感的冒犯。我们之所以如此愤怒,也许来源于我们对“医生”这一神圣职业的期许——这些训练有素的医生们理应比普通人具备更加高尚的道德标准,他们不仅应该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素养,而且应该拥有更高的人道精神。纵观人类医学史的发展,“邪恶”一词并非只是第三帝国时期医学界的专属标签。苏联的精神病学医生故意将反对者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并将他们拘禁在精神病医院中；日本医学家在二战时期残忍地对战俘进行活体试验；南非医生将那些在狱中被折磨而死的黑人囚犯的死亡记录伪造为正常死亡……这些不胜枚举的黑暗例子似乎在提醒世人,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人们生与死的医生们,并非全部都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高尚人群。纳粹德国时期那些参与大屠杀的医生们的所作所为却又使上述例子相形见绌。本文则主要从四个部分探讨纳粹时期德国医学界与大屠杀的关系：第一章主要探讨了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种族卫生学。纳粹政府构建的“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和“犹太毒瘤”对德国的致命影响,不仅成为扭曲德国民众心智的一种魔念,而且也为德国医学界所接受；种族卫生学则被医学界奉为基于理性之上的一门科学,对整个医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与召唤力。正是这二者的“合流”,成为纳粹政权与德国医学界形成“友好互动”的前提。第二章通过阐述纳粹德国医学界对犹太医生的排挤,以及在集中营中实施的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来揭露那些曾经令人敬仰、举止优雅的医生们所实施的种种暴行,他们最终没能恪守道德底线而沦为“政治士兵”。第三章对纳粹医生的群体人格进行分析,以其参与大屠杀程度的轻重为标杆,把纳粹医生的群体人格视为一个类似金字塔式的模型,将其分类为“绝对信奉者”、“积极支持者”、“消极促进者”和“少数反抗者”,以期能对德国医学界在大屠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更加细致地区分。第四章主要探讨纳粹医学界的科学性与政治性,本人认为在独特的政治环境中衍生出了独特的科学,纳粹时期德国科学领域虽然遭遇了暴风骤雨式的打击,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当时的德国不存在科学的发展,相反,正是由于政权的支持,以医学为代表的特定学科的发展反而达到了历史巅峰。医学与纳粹政权的“友好互动”,使得医学沦为纳粹邪恶政权实施种族灭绝的有力工具,这对医学界来说不得不说是种悲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纳粹时期德国医学界绝大多数的医生们都是如我们一般的正常人,并非那些具有极端情绪或者恶魔般的人才“适合”参与种族大屠杀,换而言之,普通人同样可以做出魔鬼般的行径。2、德国医学界对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种族卫生学的信奉,是纳粹医生们从“拯救者”转变为“屠杀者”的一座桥梁,也是他们与纳粹政权形成“友好互动”的前提条件。3、纳粹时期的德国医学界是人类发展史中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教案”,但是将纳粹医学界整体定性为犯罪者的结论仍然缺乏根基。我们应该避免“一刀切”的简单归纳,有必要将纳粹时期的医生们进行细致的划分。4、独特的政治环境衍生出独特的科学,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它将造福于人类；反之,则会毁灭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