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价崩盘是影响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7月30日召开会议,要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成为政府重要监管目标后,探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传统观点认为,股价崩盘风险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坏消息的隐藏及随后的集中释放”。已有文献主要从宏观、行业及微观层面,探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但对于影响“坏消息源”的公司风险承担行为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问题关注不足。此外,有关公司风险承担的研究普遍认为,公司风险承担对公司价值有积极影响。但任何行为都是“双刃剑”,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率特征的公司风险承担行为更是如此。从资本市场角度看,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的价值效应最终体现在公司股价变化上,譬如风险承担行为失败导致的股价短期内快速下跌。鉴于此,本文把公司风险承担行为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作为探究的核心问题,以揭示公司风险承担是否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及其内在机理。首先,本文通过全面、系统的文献梳理,识别了已有研究在公司风险承担经济后果及有关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等方面的不足及潜在的研究机会。其次,运用相关理论并立足中国A股市场实际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厘清并构建了公司风险承担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机制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最后,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运用多种实证检验方法,对公司风险承担与股价崩盘风险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检验及中介效应检验,获取了相关实践证据,证实了本文的基本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融资、资产配置和财务报告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向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其中,资产配置决策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最大,财务报告决策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最小,显著性水平也最低。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解释变量、更换样本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公司风险承担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存在。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风险承担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产品市场竞争、投资者情绪则正向调节公司风险承担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管理层薪酬绩效敏感性与信息不透明度在公司风险承担与股价崩盘风险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公司风险承担通过改变管理层隐瞒坏消息的动机与能力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性成果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股价崩盘风险的文献集中在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忽略了股价崩盘风险的本源是公司承担了过高的风险。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直接原因或表面原因是高管隐藏“坏消息”的集中爆发,但“坏消息”的形成或多少应该与公司风险承担密切相关。从源头上探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好地防范和化解股价崩盘风险。第二,公司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研究多认为公司风险承担是公司代理问题缓和的重要结果,对公司价值会产生积极影响,忽视了其可能的潜在“消极效应”,尤其是公司风险承担导致高损失的潜在不利影响。本研究关注公司风险承担的消极后果,认为公司风险承担是股价崩盘风险的“源头活水”,同已有学术观点共同构成了有关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的逻辑严谨的学术思想体系。第三,构建能更直接、更全面衡量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的指标体系。现有研究多采用单一指标衡量公司风险承担,不能全面反映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从投资决策、融资决策、资产配置决策、财务信息披露决策等财务行为出发,采用单项、综合指标相结合的方法,能更直接、全面地衡量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第四,在全面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全面的公司风险承担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理论逻辑路径,认为公司风险承担可能通过管理层隐藏坏消息的动机与能力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实证检验公司风险承担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上述机制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实证结果表明,资产配置决策维度公司风险承担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最大,从资产存量的角度印证了投资是公司风险承担的主要来源;管理层薪酬绩效敏感性与信息透明度在公司风险承担与股价崩盘风险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关注股价崩盘风险的本源——公司风险承担,并从具体的公司风险承担行为视角构建了反映公司风险承担的指标体系,探究了公司风险承担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厘清了公司风险承担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理。从理论来看,本研究丰富了有关公司风险承担经济后果及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从实践来看,本研究不仅对提高股票市场监管效率、针对性及强化投资者教育,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及提高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管理水平均有重要政策启示意义,还有助于公司更全面、客观评价公司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及市值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