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本身内蕴的立场上说,柳永词的“世俗化”是指柳词的精神风貌和审美内涵,即由士大夫和儒家经典所代言的“雅”滑向平民老百姓和市井说唱所代言的“俗”。柳永既改变了词的声腔体式,也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柳词写出了市井人间万象,包括都市的富庶繁华、节日的欢腾热闹、民女的俗态心声、世俗的享乐生活。北宋社会经济繁华和市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几乎被柳永写到了；柳词在世俗性上非常深刻,他以各种方式去写世俗人的情感,尤其从眼神、笑靥、肌肤、腰肢等各方面细致地描绘妓女的俗态；同时,柳词被当时歌者迅速接纳,广为传唱,为广大市民深深接受；柳永化用典故,将深奥的典故化为平常的语言,他模仿歌唱者的声音和口气,在创作时直接使用俗字俗句,从而使这些词在当时唱起来更真切生动,增加了它们的俗味。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北宋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柳词的“世俗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城市本身的繁庶豪奢,酒楼、茶坊、妓馆、名园等世俗玩乐场的兴盛,节日狂欢与郊游之风以及城市夜生活与瓦肆勾栏的说唱之盛都为柳永词的“世俗化”提供了充足的材料来源；从词的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柳永词的“世俗化”是在柳永——歌妓——听众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歌妓伶工向柳永索要新词成了柳永填词的原动力和直接原因,“世俗化”是为了满足市民消费者的需要；从文化心理结构上说,柳永是矛盾的,一方面,柳永应试不第,从儒家文化逃逸,向市井民间趋近,俚俗趣味给他提供了新的解脱之途。柳永没有选择做隐士,而是选择了做“浪子”,这是柳永词“世俗化”的心理成因。另一方面,柳永所受的儒家文化涵养在他的内心并没有完全消去,柳永在走向世俗享乐的同时还眷恋着科场。这种在市井与庙堂之间矛盾的心理人格是柳词“世俗化”复杂的心理背景。从深层精神层面上说,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相比,柳永的“浪荡”体现出了全面、赤裸、深刻的叛逆性。这一点,在其他词人身上是没有的。他“浪荡”的彻底性、草根性和他精神深处的“恋妓情结”是柳词“世俗化”的最内在、最特殊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