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为6%~6.5%，较2018年增速有所下调，根据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等多种综合因素考虑，2019年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但是国民对于居民收入增加、环境改善等诉求却没有下调。中国已步入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年龄层结构的调整，一方面国家需要应对国家经济增长的需求、保障就业以及社会稳定的压力，另外还需兼顾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社保运行压力，面对这种现况，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完善、优化政策，其中就涉及变更社会保险征缴业务主责单位，针对社会保障征收机构变更为地方税务机构后，社会保障征收系统将具有规范化，一系列的金税三期的数据关联核查、强制性等管理行为也会随之完善落地。
　　企业用工成本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导致居民生活成本增加、家庭硬性支出增加；国家各区域的最低工资标准、区域社会平均工资的逐年增加；最低工资、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导致“五险一金”企业、员工双方均面临征缴金额的不可逆增长；伴随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赡养比影响、异地生活成本快速增加等综合影响因素，造成企业对于员工招聘、入职培训等用工成本支出被动加大；随着国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保护类型法律的宣传普及、执法力度加强、员工维权意识增加，企业应对用工“违法成本”的风险增加，成本支出也在增加。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研究企业用工成本，从人口老龄化影响和企业用工成本影响因素做关联分析，着重从企业社保缴纳支出数据与社会保障缴纳政策相结合，综合分析来看，在国家社会保险稽查、足额征缴的背景下，企业社会保险支出会出现激增的现象，这种现象是“违法惯性”带来的，是属于因“违法成本”增涨；应对区域社保运营压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成本增加，国家各行政区域在最低工资标准、社会平均工资标准逐年上涨的大背景，企业支出增加是不可逆的；虽然有国家降费政策出台，但是就一个企业本身来讲，执行效果并不明显；人口老龄化对于企业用工成本增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且影响不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