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滞后、政府粮食补贴能力有限、粮食价格偏低、土地发展权配置不合理使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低效,农业现代化转型缓慢,大量土地被抛荒、弃耕,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转型的提前出现则对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釜底抽薪,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更加严峻。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短期内政府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土地制度改革、大幅提高粮价、增加农业补贴,合理调整土地发展权区域配置可能是缓解当前中国粮食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传统解决方案是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6亿亩基本农田基础上,依据比较优势划定粮食主产区,建设大批商品粮基地,对这些地区的土地发展权进行严格限制。但由于忽视各地差异性,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过高的基本农田保护率导致耕地资源配置低效,区域粮食安全责任分担不公,发展机会不均等。传统解决方案主要通过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补偿粮食主产区,但由于政府财力有限,这种补偿效果不佳,导致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另外,部分学者主张通过建立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实现粮食安全责任的公平分担,提高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积极性,但这种建立在零和博弈基础上的补偿方案很难获得粮食主销区认同,难以实施。只有建立在多赢基础上的区域利益补偿方案才能获得双方认同,具有可行性,当前国内广泛进行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实践值得借鉴。在当前国内土地发展权交易实践中,成都模式、重庆模式、浙江模式影响最大,成都模式、重庆模式市场化水平比较高,浙江模式交易半径比较大,交易内容比较多,三种模式各有特色,但都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缩小了区域、城乡经济差距,尽管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整体上利远大于弊,中央政府应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考虑影响三大模式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粮食生产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发展权交易半径过小,只有进一步扩大土地发展权交易半径,合理借鉴三大模式的成功经验,我们才能在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基础上继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多赢目标。并且,在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也存在着土地发展权跨区交易的强大动力,政府可以选择合适省区进行跨区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实验,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谨慎推进,以有效缓解粮食安全危机,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阐述本研究的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评述。二、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提高中国土地发展权配置效率是缓解中国粮食安全危机的有效途径。三、对土地发展权限制的原因、影响与政府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只有双赢结果的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才具有可行性。四、对土地发展权交易的天津、嘉兴模式,成都、重庆模式与浙江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各自对粮食安全的意义。五、对基于粮食安全的土地发展权跨区域交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