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法系的儿童保护制度中,澳大利亚的儿童监护制度发展较完备,吸收了较多国家的私法理论,且在实践中,也是较先较严地遵守联合国相关规定的代表,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作为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为了保证儿童权利而建立了儿童权利保护制度。在澳大利亚联邦颁布的《澳大利亚家庭法法案》(1975年颁布2008年修改)和维多利亚州的《儿童、青少年以及家庭法案》(2005年颁布)对儿童监护制度中的行政干预做出了具体规定,如专门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处理程序等。这两部法律度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比较进步,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也非常好,充分体现了澳大利亚儿童监护制度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干预强度逐渐增加。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监护制度作为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根基性的作用。尤其是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四部意见》)和2016年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之后,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立法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作职责与流程被细化和明确,因此也增强了该项工作的可执行性和广泛实施性。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多元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不同需求逐渐对现存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时代的要求。因此,鉴于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是与英美法系中一致的“大监护”制度,在适用监护制度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时,可参照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立法及司法经验。尽管该州的法律已不再使用“监护”(custody)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家长责任”(parents responsibility),从义务的角度扩大了监护人的职责,减弱了监护人的权利,但是这对于我国监护制度的适用,包括完善监护监督制度、设立儿童监护事务专门处理机构等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正文部分共四章。第一章是对澳大利亚儿童监护制度中行政干预的立法概况的介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行政干预在实践过程中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和存在的问题;第三章则分析了行政干预行为的特点;最后,结合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监护中行政干预的情况,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