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经济上，英国进入了“丰裕社会”，工人阶级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可见的社会差距缩小，社会群体趋于稳定。政治上，工党首次组建多数党政府，建立了福利国家，实行了国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之后工党连续两次竞选失败，国有化的弊端也开始显现。而共识政治的出现则意味着保守党与工党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趋同，这使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不像过去那样明确了，社会主义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几乎过时了，社会主义本身的目标也需要重新检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克罗斯兰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提出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分析。
　　克罗斯兰是工党卓越的修正主义者，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后资本主义”论和关于福利与平等的新社会主义观使得他成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所处的时空方位和其思想理论在工党政治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也使得他在工党的战后转型过程中堪称中坚。但是，国内关于这样一位在工党历史上，特别是工党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研究却很少。国外关于克罗斯兰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多，但研究者多是工党自己的理论家、政治家，或者与克罗斯兰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囿于其立场，多对克罗斯兰溢美而少批判，也缺少关于克罗斯兰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轨迹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以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遵循“背景——内容——影响——评价”这一逻辑顺序，对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第一章在简单介绍了克罗斯兰的生平和著述之后，分析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现实参照。第二章根据发展历程将其社会主义思想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初步形成时期、五十到六十年代初的成熟时期以及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晚期反思时期。第三章介绍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逻辑起点的“后资本主义”论、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本质的平等观、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对国有化、计划化的再认识、温和渐进的政治策略及独具特色的文化观。第四章和第五章分析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对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工党和工党政府的影响。根据工党发展的历史演变，将工党的发展划分为20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工党现代化两个阶段，并分别分析了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中克罗斯兰对工党以及工党政府的影响。第六章分析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这一部分这也是全文的落脚点。基于以上内容，本文主要阐述和论证了以下观点和结论。
　　首先，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克罗斯兰虽然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但其父母都是利物浦兄弟会的，崇尚简单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信仰“上帝眼中众生皆平等”，这种平等主义对克罗斯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英国国内和国际的时代变迁也影响和塑造了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除此之外，伯恩施坦的经典修正主义和英国工党所特有的修正主义也都促成了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为克罗斯兰修正所有制理论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者洛拉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现实分析的局限性，从而对克罗斯兰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和瑞典社会政治的变革也为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参考。
　　其次，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是多方面、立体式的。他基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提出了“后资本主义”论。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他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一一福利与平等，并区分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与手段，改变了以往人们以所有制判定社会性质的标准，认为国有化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计划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和属性。他提倡私人生活中的自由和快乐、强调文化价值的社会责任的文化观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提出通过改革教育、改变消费观念、改革税收制度以及重新分配财产和企业内部的权力和地位等措施实现社会主义。虽然克罗斯兰的目标很激进，但在实现策略方面，他又是温和而渐进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待税收改革、教育改革和民主政治的态度方面。
　　再次，根据工党自身的发展和政治思想的演进，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对工党及工党政府的影响分为20世纪五十—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工党现代化改革时期两大阶段。在第一阶段，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成熟，加上他在威尔逊-卡拉汉政府中的任职经历，使得他在工党意识形态转型、党内左右翼之争、竞选策略以及教育和住房、社会保障、就业等社会政策方面直接影响了工党和工党政府。第二阶段包括八十年代后期金诺克、史密斯领导的“政策反省”运动、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以及2012年艾德·米利班德提出的“全民国家”。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承认还是否定，工党的每一步改变或转型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最后，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福利与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区分了手段与目的，将国有化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但他的思想也存在着局限性，其关于社会、经济和国家的分析还存在着缺陷与不足。这种缺陷和不足一方面来源于他对二战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机构过于乐观，另一方面源于其学术观点的内在弱点。此外，克罗斯兰的著作中很少提及性别、女性主义以及合法性和认同等议题，而正是这一系列议题影响了新左派并最终塑造了九十年代“新工党”，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克罗斯兰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的相关性，凸显出其思想的不足。
　　即便如此，克罗斯兰对于当下的工党政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在于他在主张将政治原则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的同时，还留下了一种在新社会中践行社会民主政治的方法论。一方面，他强调工党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变化，但政治原则和政治权力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冲突，工党可以在不放弃核心信念的前提下，通过民主的竞选程序上台执政;另一方面，他主张制度手段与意识形态目的的分离，而且强调这是修正主义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工党必须永远以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身份，又必须以一个真正无阶级社会的名义，成为全国性政党来赢得选民支持。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事业，工党必须要充分理解英国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复杂性，并积极地接受和适应这些变化。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克罗斯兰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区别，是非科学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固有矛盾，生产力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和地位提高，不存在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关系紧张和阶级矛盾尖锐。但实际上这些变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本质变化。他认为所有制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因素，以平等这一价值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否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认为只要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断增长，就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