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通货膨胀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习惯于用货币数量论的思想来解释物价波动，因而主张利用货币政策来实现价格稳定，并认为货币当局越独立也就越有助于价格稳定。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则认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条件不再作为一种约束条件，而是作为一种均衡条件，也就说，政府的行为呈现非李嘉图方式。据此，该理论认为，引进理性预期后，物价水平的确定性不仅取决于货币政策还取决于财政政策态势，因此即便是货币当局拥有足够的独立性，单纯依靠货币政策也无法完全控制通货膨胀，还需要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并将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规则与财政政策规则的搭配上，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　　 就货币政策规则而言，最早可追溯到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供给规则。在泰勒规则获得了很好的实证效果以后，很多学者对泰勒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大量拓展，提出了即时性(Contemporaneous)、前瞻性(Forward-looking)以及后视性(Backward-looking)等各种泰勒货币政策规则。关于财政政策，最初只是对税率、赤字率和债务比率的简单规定，但这样的政策规则过于一般化，没有很好的考虑到各国的不同国情，受到很多批评。后来的财政政策规则多属于反应函数形式，比如泰勒财政政策规则，设定财政政策的目标集中于产出稳定；还有的财政政策反应方程，将税率表示为债务比率的函数，这称为财政政策的债务规则，随着财政政策规则的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财政政策的赤字规则等等；最终，人们从纷繁复杂的财政政策规则方程中，公认财政政策反应方程应当综合财债务稳定、反周期调节经济的双重目标，从而构建了规范的财政政策规则模型，并在具体的财政政策实践中得到映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价水平变动经历了多次起伏，通胀现象时有出现，特别是2006年以来，我国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高，并于2008年2胃创出12年来的新高(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加了8.7％)。虽然国家出台了一些列调节通胀的政策措施，力度很大，且消费价格指数有所回落（2008年7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了6.3％，8月份同比增长4.9％），但是与政府当局最终的政策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争议。　　 为此，本研究构建了我国财政政策规则、货币政策规则的反应函数，并采用中国的数据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最终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比较好的结论，对于我国通胀的决定机制也有了比较好的理解。　　 具体来说，我们以1992-2007年间的季度数据为基础，首先利用广义矩估计估算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并对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态势进行简要分析，然后利用向量自回归和马尔可夫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单一货币政策规则以及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组合对我国通货膨胀动态变化的解释力。　　 实证研究表明，1992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则性，但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策态势：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态势和反周期特点，政策当局对价格稳定与产出稳定都给予了高度关注，1998年以来则具有明显的消极政策特征；财政政策在1999年以前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态势，政策当局主要致力于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忽略了宏观经济稳定调控，1999年以来则呈现出明显的积极态势和反周期特点。较单一货币政策规则而言，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搭配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意味着我国通货膨胀并非单纯的货币现象，也是一种财政现象，是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的。　　 上述结论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建设以及价格稳定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作用机制与作用工具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因此适当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规则性，加强政策操作的规范性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提高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更好地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在今后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充分认识到我国通货膨胀的宏观决定机制，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以更加有效地确保价格稳定。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估算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时，使用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替代。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反映了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资金价格，理论上可以很好地捕捉央行货币政策取向，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丽言，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往往会综合考虑各种政策手段包括货币供给量调节、存贷款利率调整以及信贷控制等行政干预措施，因此如何准确全面地捕捉我国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将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