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一项最近确立并重点推行的司法制度,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各项程序的设置和制度的完善仍在不断讨论与推进过程中。探索认罪认罚案件中证据开示制度是制度持续向好发展的关键要素。然而,有关构建专门证据开示制度的理论争议和相关法律规定的模糊、各地实践做法的不统一等问题阻碍了制度前进的脚步。应在权利保障的视角下,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建立专门的证据开示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证据开示与阅卷权在功能上具有交叉但不完全重合,两种制度可以互为补充、并行不悖。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开示具有以下功能:弥补阅卷制度的作用乏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促进控辩双方平等充分协商,支撑精准化量刑建议提出等。在协商式司法中,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开示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价值。实践中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据开示的规定和试行凸显出权力行使的色彩,偏离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知情权、认罪认罚自愿性及真实性的正确目的。职权行使逻辑将证据开示程序视为促进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工具,不利于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而权利保障逻辑的存在以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身份地位、控辩双方平等武装的理念和认罪认罚程序的合法性为基础,应以权利保障逻辑为理论基础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证据开示程序。关于证据开示制度的具体设计,分别从适用条件、开示范围、开示主体及对象、启动方式四方面展开讨论。在适用阶段上,要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之前进行证据开示;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原则上所有提出认罪认罚的案件都应当进行证据开示。证据开示应坚持依法双向开示的原则,但不意味着对等开示。检察机关承担主要的证据开示义务,犯罪嫌疑人仅需承担次要的证据开示义务。犯罪嫌疑人应当作为证据开示的对象,同时应确保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到场。证据开示的内容应以全面开示为原则,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特殊情形为例外。检察机关应依职权积极启动证据开示程序,同时犯罪嫌疑人具有申请进行证据开示的权利。要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证据开示制度的顺利实施提供完善有效的保障机制。一方面,宏观上需要值班律师制度的配合,提升法律帮助的效果,并与全过程的认罪认罚相协调;微观上,要进一步规范证据开示流程,充分履行权利、风险告知义务,明确开示时间地点,细化开示具体方式。另一方面,需要完善被告人的权利救济机制,明确赋予并强化被告人寻求救济的权利;从程序性和实体性两个维度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提高证据开示的适用动力和质效,建立“考核与追责”一体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