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的上级组织通过派出机构或人员对下级组织及其成员履职尽责、权力行使、政策落实等情况进行巡回监督检查的重要制度安排,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对促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当前学术界对党内巡视制度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建党后至全面抗战前以及新时代两大阶段,对全面抗战以来至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区间的党内巡视制度研究比较薄弱,亦缺少对党内巡视制度的整体性变迁研究。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巡视制度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具有怎样的变迁轨迹?每个阶段巡视制度的时空条件是什么,其实践特性、制度效能如何,又存在着哪些不足?新时代提高党内巡视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并实现其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该如何从巡视制度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运用历史分析、纵向比较、新制度主义等研究方法,对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以期能够勾勒出完整的制度图谱和发展链条,展现不同时空条件下党内巡视制度的实践面相,进而准确把握其变迁逻辑。论文按照“理论基础——历史演进——经验总结”的基本思路进行布局,导论和第一章为理论基础;第二章至第六章为历史演进,根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关键节点理论,将党内巡视制度的嬗变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七章为经验总结。导论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研究思路、框架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并对论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进行了简要评析。第一章主要运用制度学的一般原理来界定党内巡视制度的基本概念,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解析党内巡视制度的规则体系、组织体制和实施机制。在此基础上,论文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两大维度对党内巡视制度的思想资源进行挖掘,并对党内巡视制度的阶段划分作了说明。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建党后至全面抗战前党内巡视制度的初创与推行（1921—1937）。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与帮助以及革命斗争实践需要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党内巡视制度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党内巡视制度功能繁杂,既承担业务指导、调查了解等职责,也具有政治监督、组织改造等职能,为发展群众运动、促进信息沟通、指导地方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发现提拔干部、解决矛盾纠纷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由于巡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之战争环境、错误路线等方面的影响,致使早期巡视制度的设计与运行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诸如,巡视人员选拔、监督等机制供给不到位,部分巡视人员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交通条件、巡视经费和“左”倾错误等运行环境制约了巡视效果。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调整与发展（1937—1949）。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也极大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成为公开合法活动的政党。再加上领导人的偏好认知,党内监督、组织、调研机构的日益发展以及“一元化”领导、请示报告和派驻制度的建立实施等因素的影响,巡视制度由此进入了调整阶段。在这一阶段,党内巡视的功能定位、权力结构、工作方式和任务安排均得到了适应性变革,成为监督检查中央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的一种重要方式,且多以“专项巡视”的形式应用于延安整风、土改与整党等运动中。另外,这一时期的巡视制度还曾一度纳入部分地区党组织架构中,为保存、发展当地党组织力量发挥了突出作用。第四章主要考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传承与曲折（1949—1978）。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过去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在巩固人民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央权力集中程度不断增强,加之各类工作队的大量派出以及党内监督机构与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善,致使这一时期的党内巡视制度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弱化趋势,但其仍然是党的领导的重要补充手段,用于监督检查各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某项重要工作的决策部署,以此实现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随着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党内巡视制度开始突破政党治理范畴,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围绕民主建政、基本建设等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由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党政不分”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恢复与探索（1978—2012）。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部分领导干部消极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地方保护主义日益盛行。鉴于此,我们党不断转变管党治党理念,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一种方式,着重加强对党员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取得了良好效果。但由于理论认识和实践运行上的不足,巡视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现实梗阻。比如,在制度设计层面,巡视机构设置有待改进、巡视对象和内容不够聚焦、巡视方式方法缺乏灵活、巡视成果转化程度较低;在制度相关人层面,巡视人员结构不够合理、巡视对象的认知水平有待提高;在制度环境层面,巡视工作面临着公众腐败容忍度较高、群众参与积极性不强和巡视经费缺乏有力保障等问题。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制度的创新与强化（2012—至今）。为有效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弥补我国监督体系不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深刻变化的国情党情,将巡视制度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之中,深入推进巡视定位、巡视主体、巡视对象、巡视内容、巡视方式、巡视范围、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发展,使巡视制度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一时期的巡视制度在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推动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和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反腐利剑”、“党之利器”和“国之利器”。但巡视制度的法治化和系统化建设较为滞后、相关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不够优化、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契合度相对不高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巡视制度效能的充分释放。第七章归纳总结了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发展的基本经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其中汲取历史智慧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巡视制度百年探索历程中,我们党积累了如下宝贵经验:其一,保证党的领导和维护群众利益是党内巡视制度发展的价值指向;其二,与不同时期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相契合是党内巡视制度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三,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是党内巡视制度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四,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过硬的专业化巡视干部队伍是党内巡视制度发展的组织基石;其五,注重制度创新及其可持续发展是党内巡视制度发展的基本要求;其六,坚定不移地深化政治巡视是党内巡视制度发展的根本任务。每一条经验既相对独立又密切配合,对巡视制度建设产生协同共生作用,共同推动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结语从新制度主义提出的由制度本身、制度相关人和制度环境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出发,对新时代如何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思考,并提出了以下意见建议:一是要着力深化党内巡视制度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有效性评价机制;二是要注重规范制度相关者行为（如持续强化派出主体的政治决心、优化巡视队伍结构）,提升党内巡视制度的运行绩效;三是要持续优化制度环境（如积极推动巡视理论研究、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释放党内巡视制度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