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从诸多社会领域退出,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行动自由,社会空间得以扩展。与此同时,一方面,在经历了“过度政治化”之后,当前社会存在明显的“过度私人化”,公共生活和公共道德的相对衰落,来自公共权力乃至社会不健康势力对社会成员侵害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自发行动面临着各种困难;另一方面,国家在宏观体制深层次的改革由于没有和来自民间的需求与动力有机衔接起来而愈益艰难。这些困境的凸显除了宏观制度本身的原因之外,社会发育不成熟也是重要因素。本文尝试从社会空间的角度,力图分析权力在社会空间和公共空间下的向度、力度和效能,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予以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以此回应和理解转型期的一些政治社会现象。“领地意识”和“社会性动物”是本文的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也是文章的逻辑起点。但是,自然状态下的个人一旦结成社会,自然生命就扩展为社会生命,生存理性发展为社会理性。人按照既有的社会价值体系来展示和表达自身,同时也展开了社会。社会互动中的个体以社会位置和角色来辨识自己和指导行动。“角色”划分了彼此的领域和边界;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空间中占据某个位置的主要标志。社会空间是社会过程的广延,静态来看就是各种类型的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由法律、政治设置、文化习俗等各种标准所构建的社会空间是制度/文化空间,也称作为参照的空间,它在个体的投影则是自我空间。客观存在着的实践的社会空间实质上是以制度/文化空间为参照、以自我空间为尺度来展开的,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过程,某种新的社会空间的出现意味着建立了某种新的人际或群际关系。创造新的社会空间显然是一项高超的权力技术,创新者据此来改变原有的社会位置,从而占据新空间中的优势地位。规则用于规范人际或群际之间的关系,承认规则实际上就是承认与其互动着或即将与其互动的各方之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承认就没有权力(产生)。承认某种规则或文化也就意味着他已经实现了“从习俗到习惯”、“从承认到认同”的转化。权力结构由此得到优化。权力来源于各种规则、强制力、财富、知识、信息、地位、社会关系网络、职位乃至时势等诸多在本文中称为资源的东西。权力是实践的社会空间,是一种动态结构,其得以实践需依赖以下两个前提:共处于同一个自然和社会时空;差异的双方有互补的功能性依赖。权力的运作实际上强化了实践的社会空间结构的稳定性,提高了各方互动和博弈的可预期性。人人都厌恶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人人都在制造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拥有权力即意味着可以在一定范围和以一定时间内通过控制和改变他人意愿来降低自身风险和因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害。权力就是在某一时空体系内,因资源拥有不均衡而产生的不均衡的功能性依赖关系。秩序虽不是政治的首要目标,但是没有秩序,政治也无以为继。某些政治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不能建构起全体成员在其社会互动中引为参照的社会空间。当社会行为没有稳定的可供参照的规则时,社会行为的盲目性、不可预期性以及社会冲突乃至政治冲突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和不可持续。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利益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产生结构性变化。当新的社会空间出现,指导政府行为的政治制度与设置却不能与时俱进时,广泛的共识则无法形成,冲突在所难免。共识可以通过对话和参与产生。公民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在民主宪政勾勒和保护下的多重的群体联结网络。组织化的群体一方面由于改变了它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具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它的成员因而就比散沙条件下有份量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具有了明确的组织目标和自我约束机制,因而“更理性”,行为更可预期。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公共空间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空间,以基本的共识为前提,公民通过对话、观点的竞争和参与产生更多的共识。公民社会能有效抵御权力的失败和政治的衰朽。政治之所以必要乃在于分歧的存在,政治可以以暴力相威胁,但止于暴力。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