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都是一种以语用为导向的语言学。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一种语用理论,因为它强调分析语言功能的重要性；就方法论而言,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方法,因为它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型(文旭、陈治安,2005)。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是可行的。我们可以借助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来探索解决语用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言语行为这种语用现象。传统的经典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1)它缺乏“言则行”的理据。“言则行”是经典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但是,从经典言语行为理论形成至今,却没有研究来回答“为什么‘言则行’”。2)它轻视取效行为。奥斯汀从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抽象出三种行为：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但是,他谈论最多的是施事行为；奥斯汀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完全侧重于施事行为。3)它没有给出“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确切定义。4)对社会文化因素关注不够：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研究中所涉及的语境比较狭窄；语境面的狭窄导致语料范围的狭窄,他们的研究多选用单句,忽略了超句子层面的语料,没有很好地反映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为了探寻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借助于认知语言学中的力量-动态模型(Talmy,2000),结合社会文化和语境等语用因素,构建了一个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模型,并设计了一个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模型图。经研究发现：1)在语力-动态模型下,我们可以对语力做出一个更为清晰合理的定义,我们将其定义为：在言语交互活动中,讲话者通过使用话语向听话者实施的以试图克服听话者内在的力量趋势(多体现为听话者的心境、情绪、行为取向、习惯等)并在通常情况下因此而改变了听话者状态(包括思想、情感、行为等)的力量。语力主要由F1和F2构成。F1是讲话者的交际意图；F2是社会文化因素。在语力-动态模型中,听话者是原力实体,讲话者是对抗力实体。取效行为就是讲话者通过话语对听话者实施语力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体现出来的状态的变化。2)基于“言则行”的标准,从范畴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奥斯汀和塞尔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单句只是言语行为范畴里的典型成员；而这之外的超句子层面的语言表达形式属于言语行为范畴里的边缘成员。因此,我们的研究对象除了单句以外,还涉及到超句子层面的语言单位。3)通过从听话者的内心需求、礼貌因素、认同感、真诚、幽默因素、讲话双方的社会地位、汉语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汉语文化中的孝道等角度,在语力-动态模型框架下对社会文化因素与语力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社会文化因素能更清晰地解释语力的构成成分、力的作用原理、以及在力的作用下听话者的状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文化因素不仅影响着语力,而且也影响着取效行为,更重要的是它突显了语力-动态模型的语用特点。4)像物理力一样,言语行为的语力也有大小的区别。因此,借助于马丁和怀特(2008)对英语级差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们提出了言语行为语力的四类级差表达式：孤立型、注入型、重复型和其他类型。5)认知语言学理论可以为言语行为语力的等级性提供理据。结合社会文化因素和语境因素,我们应用等级意象图式、典型理论、象似性原则、自我中心原则、空间隐喻认知模式等讨论了言语行为语力大小的认知理据。6)取效行为与语力大小的适切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言语行为语力大小的适切度决定着取效行为的层级性；另一方面,在语力-动态模型下,取效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判定一个言语行为语力大小的适切度,进而对言语行为进行调整。7)语力、取效行为和“言则行”三个问题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以语力为核心的有内在关联的一个整体。由于我们是把语力这个概念放到Talmy的力量-动态模型下来考察的,因此我们有效地突显了取效行为在对语力进行界定和构建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模型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借助于取效行为才能将语力的构成成分、语力的作用原理、以及语力的作用结果等解释清楚。然后,我们借助于语力和取效行为,就可以阐明讲话者为什么能通过话语做某件事并且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也就回答了“为什么‘言则行’”,而这正是经典言语行为理论所没有做到的。言语行为语力-动态模型的构建是对Talmy力量-动态模型的补充,它使力量-动态理论的研究从语义范围拓展到了语用范围。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之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优点来充实完善自身的学术体系。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语用认知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而语用认知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和拓展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