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运用国际货币政治相关概念对中国金融外交进行解释。首先运用诠释方法,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在国际货币政治中面临的体系性压力。进而,运用案例研究法论述中国政府如何运用金融外交手段应对这些挑战。在国际货币政治中,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主导国家将得到一系列的超额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优势。超额经济利益包括：国际铸币税、经济利益转移能力、低交易成本、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国际金融比较优势。政治权力优势包括：塑造世界秩序的权力、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权力和本国籍跨国金融行为体的优势。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国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政治实力基础。经济实力基础主要包括：巨大的的总体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国际货币信心、金融市场流动性和货币交易网络外部性。政治能力基础包括：军事实力、政治协商能力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能力。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深层次危机爆发,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入调整时期,中国金融外交必然积极调整。体系深层危机主要是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不受节制,浮动汇率制下小国货币依附于大国货币,小国在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中处于无权地位。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国际分工的畸形发展导致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积累。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入调整阶段,旧的治理机制失灵,而围绕新的治理机制的博弈尚未达到均衡状态,发达经济体利用货币优势推行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国际流动性泛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无权和少权的国家受到侵害。这种外在压力造成“美元陷阱”和汇率风险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威胁,中国需要摆脱对美国的不对等的金融依赖关系。本文选取2014年中国货币金融外交两个案例“筹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2014中国与西欧金融外交”,分别从制度层次和结构层次探讨中国通过外交途径扩展自身金融影响力的进程。通过两个案例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中国金融外交进入了积极有为的阶段,谋求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是中国推行金融外交的主要路径,政治协商能力是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中国金融外交承载了改变中国国际分工的任务,中国在金融外交中,向欧洲国家学习金融治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中国正在成为欧亚金融整合的政治中心。中国金融外交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时代的议价能力,中国将在多极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一员,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金融崛起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政治上主要仰仗协商合作,微观经济能力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