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劾公文作为一类特殊的文体,有其区别于其他文种的地方,若从定义上来进行判断,凡承担着批评缺点、检举行为、揭发罪状等职责的公文,或者最终导致他人被定罪的文书都可统称为“弹劾公文”。由于定义的广泛性,弹劾公文涉及到的文种也颇多,常用的有奏、疏、状、劄子、书、封事、奏弹、劾、封事等,其中包括了专门用于弹劾的公文,如封事和奏弹,以及宋代新出现的弹劾公文劄子,这些公文在实际使用中都较好地承担着文书的弹劾功能。另一方面,弹劾公文发展到宋代又出现了全新的面貌,一是数量上的剧增,二是文风上的多样化走向,除了论证客观,文风柔缓,处处透着儒生气息的“温文尔雅型”公文外,还出现了咄咄逼人、文风急躁、论述一针见血的“锋芒毕露型”公文,以及语言浮夸、极尽描绘之能事的“恶语相加型”公文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穷追猛打型”公文。这四种类型化的弹劾公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弹劾公文的特有风格,其文风背后积淀的更多是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内蕴。就宋代弹劾公文的文本本身而言,由于其具有固定的创作者群体,因而在创作的思路上也有据可循,比如在对弹劾依据的选择上主要集中在“天下为公”的干政准则,“忠孝仁义理智性”为代表的儒家道义,以及在宋代商品经济氛围之下出现的以趋利性为导向的价值取向等,不同的文本诉求透露着宋代特殊的社会气息。透过宋代弹劾公文的文本,我们还可以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做一般参照,以一个艺术文本“创作——接受”的过程来看,宋代的弹劾公文对创作和接受两个环节上都具有非同一般的领悟力,不管是在于创作者不同的动机表象,还是对于接受者心理深入到位的揣摩和拿捏,比如对接受者潜在心理的猜测、对接受心境的利用以及对情感强度的把握,宋代弹劾公文都做得恰到好处。可以这么说,弹劾公文走到宋代迎来了一个较为出彩的时代,从常用文种的选择、创作者主体的特点,秉承的弹劾依据到多彩的文风张力以及深层次的创作心理方面都出现了新鲜的元素。不管代表的是鲜活的个体利益,还是取向一致的集团意志,弹劾公文作为其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表现过维护天下正义的积极一而,也形象展示过历朝难见的谩骂之风,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弹劾公文本身,归根到底只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背后特殊的文化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