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耒同苏轼、苏辙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的交游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意，透着精神品格的交融与磨砺。熙宁四年(1071)是张耒与苏轼交游的起始点。元丰八年(1085)，二人师弟子关系已经明确。此后张耒抱着对苏轼的景仰之情一直追随其左右。张耒始从苏辙游的年龄有十七、十八岁两说，似皆可成立。他追随苏轼左右，但并未中断或疏远同苏辙的师弟子关系，也未淡化二人的情谊。晚年居陈时所作《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当是他和苏辙文字交往的终结点。张耒与黄庭坚的交游始于元丰八年，二人关系融洽。元祐初期唱酬颇多，崇宁元年(1102)前后主要迫于政治原因两度中断唱酬，然友情如故。张耒与秦观的交游始于元丰二年(1079)，元祐年间交往密切，绍圣后被迫中断交往，但情谊依旧。《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当作《送秦觏从苏杭州为学序》，此文是张耒为秦觏从苏轼学而作，迄今多种版本皆误。张耒与晁补之初会于熙宁七八年间。元祐元年(1086)后开始了密切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互为知己。张耒与陈师道的交游当始于元祐元年，时有酬唱，文字交往止于元符三年(1100)。儒学思想是张耒学术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主张仁以“济物”为本，崇尚“中和”之道，倡言“常情”、近情，反对矫情、枉情，反对行使繁复的法律，主张礼法本于人情。他倡言以儒学为本的儒、道“圆融和会”，表现出会通融合儒道、包容佛禅的思想倾向，这与苏轼、苏辙相一致。张耒倡言“至诚”与“尽性”，着力阐明了“诚”的道德价值和对于治理天下国家的重要性，提出了尽性为体道成圣之本的观点。他和“二苏”在关于“诚”和“性”的观点上差异较大。张耒把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和人的精神或道德的最高境界看作“道”，又把某种学说或思想体系看作“道”，而且多从“王者之事”即“儒家之道”的角度来讲“道”。而其所谓“理”是指事物的具体规律和性质，如万物的固有之理和社会的法则、规范，不等同于“道”或“天道”，也不等同于理学家之“理”。张耒尚“理”、尚“诚”、尚“自然”的文学思想自成一家。在他看来，“明理”是诗文创作的前提，“务理”是诗文创作的关键，“理胜”与否是诗文好坏的标尺。诗之“动天地，感鬼神”的力量基于“至诚”，“诚”使诗歌艺术与人格境界达到高度统一。基于“理”、“诚”的基本观点，他大力倡导自然畅达又“务理”、“明理”之文，主张诗文要重视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不造作，不虚假，不为文造情，不求奇求怪，推崇自然畅达的文风。张耒乐府诗在题材、内容方面有全新拓展。他不仅写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写民俗民情，更重要的是创作了不少内容充实、特色鲜明的咏物、咏怀的乐府诗，还写有咏画乐府诗、摹写乐曲的乐府诗，道前人所未道，大大开拓了乐府诗的领地。他大量自拟新题，还创作了优秀的叙事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形式灵活多样，风格多姿多彩。南宋周紫芝称“本朝乐府，当以张文潜为第一”，并非虚言。张耒古体诗题材广泛，形式体制多样，佳作纷呈。节候感咏诗以感物兴思、叙议结合为主要创作手法，情理融通、笔力畅达。唱酬赠答之作主要以精神交流和思想沟通为旨归，凝结着个性特点和诚厚的品格。悯农与田园诗比较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与农村生活的状貌，在同时代诗人中相当突出。山川游览及纪行之作多表现其亲历实感，描叙具体，叙议结合，平实中见劲健。咏物诗或借物抒怀、咏物明志，或以表现物之神韵取胜，或以物拟人、咏物寓理，较好体现了咏物诗的审美特征。咏史诗将咏史与言志述怀紧密结合，或褒扬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之士，或抒发盛衰兴亡之感。张耒创作了典型的叙事诗，一些古体诗的叙事性比较突出。张耒古体诗的总体风格是平易近人，但又不是一味地平易，不少诗往往在平易中透出劲健。张耒律诗中写景抒情之作所占比重较大，在结篇上往往几句写景(常有叙事的句子)，几句抒情(常有说理的句子)。张耒长于写景。张耒律诗中重用字现象比较普遍，他没有刻意回避重字，也不愿意像多数诗人那样苦心雕琢。张耒追求自然天成，诗的最大特点是平易自然，但又不是全然不讲技巧。张耒七律境界较阔大、情韵流贯，有自然浑成、雄拔劲健之气，既具风神情韵，又不乏筋骨思理，表现出比较独特的风格。张耒七绝不乏情景交融，语浅情深、韵味悠长的佳作，且颇有俊爽之气。一部分直抒胸臆之作以写意为主，以议论说理手法传“意”，带有更多宋诗的特点。张耒各类体裁诗歌的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元祐诗坛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张耒与苏、黄的才思与性情本自不同，再加上他不愿意像多数诗人那样苦心雕琢，所以走上了有别于苏、黄的创新之路。虽然从创造一种不同于唐人的风格流派来说，他的诗的创新性还明显逊于苏、黄，但他也较多避免了苏、黄诗的一些流弊。张耒眼界大、视野宽，很能欣赏异音异色，以创新精神融众家之长，专其力打造自己的诗笔，开拓出了一片“自然奇逸”的诗世界，卓然自立于元祐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