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惨烈,不放弃对人性的吁求和呵护,也不回避人性的怯懦与丑恶,审视个体欲望、个体与家庭、个体与国家的伦理关系,显示了当代作家的现实关怀和历史担当。目前,学界对莫言小说中伦理书写的研究还较为分散,也就遮蔽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研究莫言小说中的伦理书写具有一定的意义。莫言小说的家庭伦理书写不再是表达脉脉亲情,小说中的家庭结构多是不完整的,父亲形象经常在文本中缺席或被污名化,母亲形象被欲望化书写,兄弟姐妹之间也是竞争的关系,整个家庭处于残缺与畸形的状态。通过将父亲形象悬置,采用儿童视角叙事,莫言有意规避了中心话语,使处于边缘地位的儿童有了发声的可能,体现了莫言对边缘人物的关注和有意识地消解中心。在消解中心之后,莫言试图通过文化寻根来重建新的规范,但是由于追寻者和被追寻者都缺乏真正的主体性,这种追寻也只能归于失败。莫言小说的情爱伦理书写体现新的思考向度,小说中的情爱以性成熟为出发点,身体的成熟点燃了欲望的烈火。在情爱关系中,夫妻关系没有情感的纽带,妻子只是为了“事业”而存在;与之相对应,情人关系则象征了情欲的自由释放和生命力的张扬。莫言小说以欲望为武器,充分发挥了欲望的破坏性作用,打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但同时,传统伦理对莫言还有一定的规约,导致其小说中的人物尝试在妻子与情人之间进行一种妥协。这种矛盾在莫言的创作历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此外,莫言没有逃脱男权中心的圈套,那些个性张扬的女性在剥离了人性张扬的外衣之后,依旧只是男性的附庸。莫言重新审视国家伦理践行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新人和国家历史,进而发现国家伦理对乡土社会的蛮横侵入,造成了乡土的灾难,民间伦理的失效,家庭关系的崩溃,人性的扭曲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莫言对国家伦理的反思是在新启蒙主义的语境下进行的,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的想象,这使他的反思存在明显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