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社会正值转型与变革。一方面，以灾荒为代表的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日趋频仍；一方面，以瘟疫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此起彼伏；一方面，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公共危机使得江南社会持续动荡。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以官赈为代表的传统危机应对机制渐趋衰弱，以义赈、教赈为代表的近代危机应对机制悄然兴起。本文以近代江南作为研究背景，以公共危机事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希冀廓清近代江南危机应对机制的变迁，以期用微观研究的视角，探析近代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就公共危机事件而言，近代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复合性、延续性、异质性等诸多特征，胶着了政权合法性危机、异质性民族危机、民众挫折感危机等，引发了传统权利结构的锐变与儒学价值观的反思。就危机应对机制而言，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危机应对模式俨然无法改变传统社会的衰竭，以官民合作、中外合作等形式为主的二元危机应对机制逐步兴起，从而构建起官赈、义赈、教赈三足鼎立的局面。危机应对机制的改变，愈发凸显了社会资源的凝聚力与整合力，引发了江南社会结构变革。就危机应对的方式而言，传统的灾荒赈济手段已然乏力，危机事件的决策者充分运用现代金融手段与募赈方式，开创了传统应对机制向近代危机应对模式的转变，是顺应时势的体现。江南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的迭变，并非一触而就，而是呈现出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以1894年的粤港鼠疫为例，当时的江南民众对公共卫生危机缺乏基本的明晰，决策者茫然无措。租界当局的危机应对模式，使国人意识到建立公共危机体系的重要性。在1910年的鼠疫风潮中，江南在应对态度上已由被动、消极转变为主动、积极，已初步构建起了一套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囿于西方列强的强权，使得华人在卫生检疫中处于劣势，激起了检疫风潮，从而引发了华人的抗争与自主检疫。1915年的南汇风灾赈济，是江南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在风灾应对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应对措施外，开始尝试运用金融手段，多渠道的筹措资金，从而扩大善款来源，推动应对模式的革新。由此观之，公共危机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它引发了政治、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与时代背景相关。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只有充分探究近代江南公共危机的应对机制，才能使我们清晰地认识近代江南社会的本来面目，从而构建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笔者不揣谫陋，妄提拙见，从宏观史学到微观史学的研究路径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方法必将推动历史学朝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