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收、事权下移”,形成“晋升锦标赛”的竞争格局。地方政府为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大量资金需求。但地方政府合法融资渠道受限,往往会寻求隐性负债。2008年中央政府实施“四万亿”计划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急剧膨胀。对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其中就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1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一词,并要求坚决遏制其增量。可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的必由之路。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高,借地融资是地方政府举借隐性债务的重要着手点。为遏制借地融资引致的隐性债务风险扩大,2016-2017年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发生重大变革: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财综[2016]4号文,一是“堵”,叫停土地储备贷款,二是“疏”,允许地方政府在债务限额内发行用于土地储备的地方政府债券,三是“清”,剥离土地储备机构的政府融资功能与融资平台的土地储备职能,标志着土地储备融资的新里程。随后发布的财预[2017]62号文明确新增专项用于土地储备的地方政府债券——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对财综[2016]4号文“疏”政策进一步细化;财预[2017]50号文延续财综[2016]4号文的“清”政策,划清储备土地资产与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主要研究以下问题:第一,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具有怎样的影响效应?第二,不同制度环境地区受政策变革影响的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在经济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背景下,本文对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的效果进行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关于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关系,目前学术界还十分缺乏系统分析与定量检验,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大研究意义。本文共六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有关的文献进行综述。第三章梳理土地储备融资政策的演变过程,从理论上分析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影响机制及影响异质性,并提出研究假说。第四章以2009-2019年全国31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围绕财综[2016]4号文这一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的核心政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对主要变量进行定义和测算。第五章实证检验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影响及动态效应,并进一步建立三重差分模型,从市场化程度和合法融资约束程度两个角度实证分析该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第六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能够显著降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率,且共同趋势检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这一抑制效应显著存在。第二,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降低作用仅在2016年显著,对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率的降低作用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最终消失的倒“U”型变化,政策效应的持续期较短。第三,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降低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对更大,可能是因为叫停土地储备贷款、减少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支持力度的政策措施,削弱了地方政府借储备土地、融资平台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第四,土地储备融资政策变革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降低作用在合法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地区相对更强,可能是因为新增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政策措施缓解了地方政府的合法融资约束,一定程度上替代隐性债务作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方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