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一种,其持股比例和资本规模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而扩大,成为企业治理中一股重要力量。1998年是中国的“基金元年”,1998年末时基金投资市值为69.90亿元,基金占当时流通市值为2703.10亿元的A股比例仅为2.59%。到2017年三季度末,基金持有股票市值为11.61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的8.81万亿元相比大幅增长逾26%,在机构投资者中所占比例已超过50%。基金参与企业治理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用脚投票的方式,基金投资者不参与企业决策,以赚取交易收益为主要目的的投机行为,偏好短期投资于绩效好、治理机制健全的上市企业。另一种就是用手投票的方式,是指基金投资者以其投入资本的比重,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享有所有者权益的长期投资方式,通过企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积极参与公司决策来获取长期收益以获取治理收益[1]。本文以基金参与治理的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通过建立OLS模型,采用Baron的逐步检验法和Stata统计研究方法探究基金在两种方式下以不同的路径,具体讨论通过退出威胁、行使投票权、私下沟通、公开建议的路径,分别参与治理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本文在基金以不同的路径参与治理与企业的技术创新之间引入基金的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基金以不同路径参与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基金通过退出威胁的路径参与治理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但是却不能积极调动基金社会资本的作用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基金通过行使投票权、私下沟通及公开建议的路径参与治理均正向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且基金的社会资本在基金以行使投票权、私下沟通及公开建议的路径参与治理与企业的技术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引入两权分离度、基金的持股比例、基尼系数以及声誉制衡指标分别作为退出威胁、行使投票权、私下沟通及公开建议的测量指标,为理论界检验基金参与企业治理的不同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社会资本又作为中介变量,为揭示基金参与企业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研究探究了基金参与企业治理的不同路径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黑箱”,进而剖析其作用的微观机制,从而为基金参与治理的企业提高技术创新绩效提供新的选择方向与参考意见,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新思路。这是本研究的实践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