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20世纪八十年代土族地区的民间叙事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将民间叙事置于性别语境中进行了相应的文化分析。“性别语境”是指与“社会性别”紧密联系的文化语境，按照女性社会学家的理解，社会性别是同人的生物性别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它强调性别的文化特征，是社会与文化赋予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种种意义。“性别语境中的土族民间叙事研究”即从社会性别文化的视角去关注土族民间叙事，把握叙事主体在接受、重构、传承民间叙事时的性别倾向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意义。目前学界研究土族叙事文学时大多采用静态的文本分析方法和传统的文体分类研究方法。尚未见到从性别语境的视角入手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去研究土族民间叙事文学的成熟文章，因此，本论文的研究有意于去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本论文涉及到的与口头叙事作品相关的民俗文化背景均来自于笔者的田野作业，结论即建立在对第一手资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土族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其民间信仰、人生礼仪、服饰民俗、饮食民俗、居住民俗、日常习俗都迥异于其他民族，不仅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表象，更有着自己深刻的文化内涵。建国之后到八十年代，在全国人民统一的政治进程中，随着政治上的解放与经济方式的改变，这种文化多元性逐渐弱化，文化同质性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土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多元性的恢复，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土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完成了逐步恢复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时代语境中，人们对此前断裂了的民间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恢复热情与重建激情，于是，民间叙事自然勃兴。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带来了土族女性生存环境的极大改变，土族女性的思想意识出现了相应的变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八十年代的土族村落基本上是费孝通所说的非常典型的“乡土社会"，支配其运行的经济伦理(指与乡村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相联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原则)也是十分典型的中国传统乡村经济伦理。所以，土族女性的个我发展与思想变化都呈现出了与汉族地区女性发展问题不同的特点。简单地来说，八十年代土族女性的发展是一种裂变式地发展，即女性一方面不得不中规中矩地守望着传统，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奋力萌生出现代意识的幼苗，开始思考关于自身文化的诸多问题。女性的诸种变化引起了男性的文化关注，他们无法对这种变化进行精确地定义和准确地评价，但是，女性试图变化的细微动态却引起了男性心理深层的文化焦虑，女性的文化动作发出了试图改变现有社会秩序的信号，这引起了男权文化体系的警觉与注意。由于文字的缺失，民间叙事成为表达社会性别意识、体现社会性别文化的重要方式。至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性别语境中的民间叙事展现了女性和男性对于人的现代性问题的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于是，一场关于现代性的思想交锋与文化论争在民间叙事中逐步展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民间叙事作为土族性别文化的晴雨表，体现出了如下的文化动向：1、民间叙事中女性现代性意识的集体萌生与个体的初步突围。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的整体改变，在社会角色的扮演、家庭文化的传承方面，土族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觉醒，对于自身的价值、需要、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等问题都有了初步的现代意义上的理解和思考。但是，由于土族地区的整体社会环境仍然在按照传统惯性运行，所以，土族女性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完全觉醒，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的、矇眬的觉醒。在民间叙事的过程中，她们自觉采用了“古为今用’’的叙事策略，借传统的叙事文本来表达自己的现实需求，试图找到一条与男性平等相处的突围之路，渴望社会承认自己的劳动成果、智慧贡献。民间叙事中的青春叙事与礼俗叙事便相对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这一思想动态，神圣叙事则为女性在突围过程中构筑了一个可以转身撤退的文化空间。应该说，现代性意识的萌生是一次集体行为，而实践中的决绝突围却是少数女性的个体行为。2、民间叙事中男性对女性现代性意识的集体焦虑与个体情感认同。八十年代的土族地区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男性在村落中占据着绝对的政治优势，女性处于从属的“第二性”的位置。土族女性初步的现代性觉醒引起了男性相应的“文化反应”：第一、男性对女性现代性突围的焦虑与警觉，这是一种集体的焦虑，即在公共领域男性采取禁忌叙事的方式去公开表现自己的“厌女症”，从而抑制女性社会地位的上升，强化男性的优势性别地位。第二、男性对女性变化了的社会地位的个体感情认同。联产承包责任制突出了家庭成员合作劳动的重要性，这一经济上的变化强化了男性的家庭观念。于是，大部分男性在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对女性的态度有了较大的转变，这体现在日常叙事中男性对女性智慧与女性幸福的认同与阐释。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八十年代土族女性关于自我的表述出现了现代性的突围，而这种文化潮流则引起了男性的警觉与焦虑。对于没有文字的土族而言，这种思想交锋的潮流或者说潜流，只能以民间叙事的方式得到保存和彰显，在这里，民间叙事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化运动，女性表达着自我，而男性则作为性别政治中的统治者，做出了相应的回应。本论文研究中“重访八十年代”的钩沉式田野作业将使这一文化运动浮出历史的地表，并因口头叙事文学的真实性与细节化特点而使这一文化运动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