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念的更新，方法的多样化，使翻译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而呈现出勃勃生机。翻译批评，作为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引起了译界的积极关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译论者对批评的本质、原则、标准、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过去的研究要么是局部学术领域的动态考察，要么是个别理论问题的争鸣辑要，要么是阶段性的关于翻译批评的综合评述，因而大都缺乏系统性。本论文力图通过对我国翻译批评研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梳理考察，对翻译批评的本质;翻译批评的主体、对象;翻译批评的标准;翻译批评的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探讨。基于这样的考虑，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关于翻译批评的本质问题。本文认为，翻译批评是以一定的翻译理论和相关的人文科学理论为指导，对各种翻译现象和翻译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的科学认识活动。它既是一种高层次的翻译接受活动，又是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翻译研究活动。它具有激励、监督、判断、审美、建构、社会政治、人际、宏观调控等功能，是连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纽带。二、关于翻译批评的主体和对象问题。本文认为，翻译批评的主体指一切阅读译作并从事翻译批评的人，它包括读者、专家学者和翻译家。他们因各自的批评目的、批评角度、批评方式和批评内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读者的批评往往从“趣味”出发，具有主观性、直觉性和随感性;专家学者的批评往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建构性;翻译家的批评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往往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具有自省性、权威性和开放性。翻译批评的对象即翻译批评活动作用的客体，它包括构成翻译活动的各个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批评者可选择不同的要素或要素关系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对翻译活动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三、关于翻译批评的标准。本文认为，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是翻译批评的核心问题，它由批评者自我、话语权威和文化氛围三方面加以设定，设定的依据包括针对翻译、尤其是翻译作品而言的内在依据和针对读者而言的外在依据。本文还认为，价值判断在翻译批评中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随着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不断改变和深入，价值判断在翻译批评中的地位日趋减弱，而阐释的地位则日益增强。然而要进行阐释，就有一个如何阐释的“度”的问题，这个“度”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体现:内部批评（从文本到文本）和外部批评（社会文化氛围）。翻译批评标准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这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和多样性，而其历史性和多样性又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其它标准的特殊性:非普遍性、非证伪性和非操作性，而这些特性又决定了它必然是多维并存的。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与翻译标准既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效果评价问题。本文认为，效果评价是翻译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关注的是译作自身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以及这种效果对译入语读者乃至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效果评价中，批评者借助于一定的批评标准，通过原作与译作的对比研究、译作自身的分析研究、读者反应的调查研究等手段，对译作在艺术手法的再现、语言手段的应用、翻译目的的实现和对译入语社会的影响等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做出评判。四、关于翻译批评的方法问题。本文认为，翻译批评方法是批评者进行科学有效的批评活动的保证。它具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逻辑学层次和具体学科层次，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不可或缺。它们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通过文本、译者和读者三条途径介入到批评中，并采用一种“思想碎片”式的批评策略，对翻译活动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阐释和评价。　　通过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考察，发现目前的翻译批评研究存在着概念不清、认识不深、视野狭窄、方法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整理、综合和深化，并对未来的翻译批评进行了瞻望。本文认为，未来的翻译批评将是一种圆形的批评，它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品格;民族性的传统意识;建构性的学术境界。只有这样，翻译批评才能以自身的存在对当代翻译事业乃至中国社会发挥重要而独特的文化影响，才能在新世纪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