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统治者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倡导在全国都要以“孝”为本，使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孝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一种政治理念，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两汉孝治文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孝的观念，早在殷商时代已经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赋予孝更为丰富的内涵。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基于“道法自然”、“无为无欲”的基本原则，主张抛开礼孝的外在形式而注重父子间的情感沟通,追求一种纯真自然之孝。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否认孝存在的意义。在孔子的“仁”学理论中，孝悌是其立足点，力图以此达到“博施于民”的境界。曾子则将孔子的“孝”推广到放诸四海皆准的地步，大大地扩充了孝的内涵，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并将孝融入到仁政之中，将孝的内涵延伸到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自西汉武帝起，儒家学说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家提出了以天为孝、忠孝合一的孝治观念，并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孝是“天经地义”的，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孝治理论。东汉时期，孝走向神学化。《白虎通》极力渲染君权的神圣，要求人们对君、父绝对服从。忠孝同质的理论尽管有助于维护皇权统治，但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引起了君父先后问题的讨论。这样，原本忠孝一体、并行不悖的儒家修身原则，在古代官员仕宦实践中，就存在着严重的伦理缺陷。两汉统治者非常重视孝治的实践，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贯彻孝治方针。在选官用人上，以孝悌为主要标准之一；提倡尊老，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养老、敬老体系。在法律上，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奖惩办法来保证孝治的实施。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孝的教育，《孝经》成为通行教材，并设立专门官吏对百姓进行孝道教育。两汉政府极力推行孝治，一方面是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另一方面也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两汉推行孝治确实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力图培养顺民、忠臣，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并产生了愚孝等极端行为，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