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结束了战国时代以来的混乱状态。从此,武家阶层取代公卿阶层作为新的统治阶级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当时,德川政府为了维护这一政权,首先必须克服战国时代的“以下犯上”风潮。为此,对忠的思想的进一步强化变得愈加重要。一直以来,对忠的思想研究中多会强调舍命奉公的尽忠方式。然而在进入和平的江户时代之后,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原本作为武人的武士开始向行政官员转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比起为主君舍命奋战,通过进谏辅佐主君处理藩政,变得重要起来。主君与学者大力推崇进谏。而且武士道和士道中也一再强调了进谏的重要性。在武家政权之下形成的武士道作为武士必须遵守的道德律广为人知。在江户时代作为武士道丛书首推的便是《叶隐》。另一方面,由山鹿素行所提出的士道对武士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比起《叶隐》推崇的武士道,士道更加符合当时时代的要求。素行试图通过《山鹿语类》向武士传授作为士的生存之道。在强调‘武’的《叶隐》与倡导‘文武兼备’的《山鹿语类》两书中,关于武士的生存方法虽然体现出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在推崇进谏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本论文介绍了日本与进谏相关的制度,并将论述的重点置于武士道和士道中所体现的进谏与忠的思想的关系上,分别以《叶隐》和《山鹿语类》作为文本,对其中所体现的进谏和忠的思想进行分析与比较,以阐明尽管武士道与士道中关于进谏和尽忠的思想存在差异,但是都主张进谏要遵循身份等级思想与“和”的思想,并试图通过身分阶级思想与“和”的思想来限制武士在进谏中所体现的自立性,以便能将自立性运用到尽忠之中。本论文致力于通过以上研究进而论述进谏与忠的思想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