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一产生，就在国内外文艺理论界激起巨大的反响。接受美学最重要的特点是注重读者接受，它把读者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伊瑟尔是主要的创立者之一；他把自己的全部理论建基于文本——读者的交流结构之上。他的有关文学的召唤结构和读者阅读活动等文章和著作一产生就在理论界与大学生中引起过轰动。伊瑟尔将文本视为一个“召唤结构”。他认为文学文本通过意义未定性与意义空白来召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赋予文本的未定性以确定的含义，填补文本中的意义空白。由意义未定性与空白构成的文本的基础结构，就成为一种“召唤结构”。“召唤结构”建构起一个无尽的召唤空间，使得每个读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知识、价值观来解读文本的深层意义。西方的“召唤结构”和中国的“召唤结构”大体上相一致；中国的文人学者们一直很看重“召唤结构”在文学中的作用。朱立元对伊瑟尔的“召唤结构”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扩展了伊瑟尔的“召唤结构”的范围。根据伊瑟尔和朱立元的理论和理解，本论文主要从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文本的意义两方面来探讨召唤结构的再创造。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首先必须符合“美学”这个“最高标准"。同样，文学翻译是艺术，它的最高层次是创造性的审美再现，它的最高目标是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文学翻译需要处理语言、文化、作者、读者等各方面的问题，它是审美再创造的艺术——这不仅是前人的灼见，也是现在译者们的共识。当然，“再创造”是有限度的，它既要忠实于原作者，又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再创造”的范围很广，在此论文中，笔者主要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以《红楼梦》的两英译本为例，来探讨“召唤结构”的翻译再创造。 首先，笔者论述了文学语言召唤结构的再创造。文学语言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它是意义等其它召唤结构产生的根源。文学翻译是语言再现的艺术，是用另一种语言去再现原作的美。当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原语的召唤性对译语读者来说已失去了意义，译者只有重建译语的召唤结构才能吸引译语读者。这就要求译者要用纯正的译语来译纯正的源语，其译语要具有源语类似的节奏美，形式美，模糊美，内涵美等特点。当然，这不是一概否认“异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