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药生物企业为防控疫情、保障民众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行业景气度也在不断提升,给医药行业带来新一轮发展机遇。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医药生物行业内诸如长生生物疫苗、康得新和康美药业财务造假、阳江广龙药业“山药片”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等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事件频发。虽然涉事者已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这种行为造成了企业的正面形象受到损害,在ESG投资理念普遍流行的当下,这也使得投资者对该企业乃至整个医药生物行业产生不良的预期,最终致使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停顿、行业投资发展滞缓。医药生物行业的负面事件唤醒了人们的思考,在后疫情时代应当采取怎样的方法才能改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也成为了监管部门、专家学者、企业管理层的重点研究方向。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整理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ESG信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价值等相关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初步形成了对于ESG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基本认知。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信息传递理论、有效市场假说等从理论层面分析了ESG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路径。在完成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后,本文选取了第三方ESG评级机构（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服务公司）的评级数据作为ESG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以2009-2020年A股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首先分析了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其次,探究了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和企业自由现金流的影响,再次,通过引入所有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来检验所有权性质对ESG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通过替换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等实证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A股医药生物行业公司ESG信息披露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在将衡量企业价值的Tobin Q替换为股票市场价值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我国A股医药生物行业公司ESG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产生正向影响,ESG信息披露质量难以通过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这一路径来提升企业价值;（3）我国A股医药生物行业公司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自由现金流产生正向影响,ESG信息披露水平的改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是通过调整企业自由现金流这一路径来实现的。（4）我国A股医药生物行业公司所有权性质对ESG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相较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改善ESG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越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明确了医药生物行业企业的ESG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及其影响路径,从一个新的视角为资产评估相关工作者、监管部门、企业管理层等主体提供了促发展的理论支撑。本文建议,作为资产评估相关工作者,在对医药生物行业进行资产评估的过程中,应当将ESG信息披露质量相关要素融入估值过程及估值模型中,以提高企业估值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作为监管部门,应当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进建立和完善我国ESG信息披露制度,同时推动ESG相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和机制,为企业ESG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作为医药生物行业企业的管理层,应当以更加积极主动的状态去开展ESG实践,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当下医疗改革的大局,顺应扶贫投资与乡村振兴的浪潮,从药品质量安全控制、医疗健康服务多元化等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在获取利润和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也更好地服务社会。从论文的创新性来看,一方面,本文以中国的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ESG信息披露质量整体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医药生物行业内有关ESG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本文不仅考察了ESG信息披露对于企业价值的,而且探索出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传导路径,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可切入的角度。诚然,本文在样本选取和实证角度上存在不够全面的问题,笔者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对其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