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我国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先进指导思想以来,我国对于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日益重视。然而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博弈过程来看,我国在技术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和质量效益等方面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抵御外部经济政治风险,最终成为科技强国的必经之路。在这场贸易战中,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被美国政府相继制裁更是给我们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2018年,在减税降费让利于民的政策背景下,财政部对已有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普适范围进行了扩大:除六个行业以外,我国其他所有企业的研发费用均可享受税前75%的加计扣除比例。2021年,国家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更是对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费用予以100%的加计扣除力度。近年来,国家希望通过减税的方式使企业节余更多的现金流,从而有更多财力投入到日常的研发活动中,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提高自身的企业价值,从而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如此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本文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个体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与其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通过选取2016年至2020年我国特定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根据行业特点和相关文献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我国于2018年9月出台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样本中特定行业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本文引入了“研发投入”这一常见的研究变量,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检验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效果的滞后效应,根据样本企业股权性质的特点将样本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并探究了研发投入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价值作用路径中的中介效应。在通过替换变量法、平行趋势检验法和安慰剂检验法等常见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后,本文得出了以下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个体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可以正向推动其自身企业价值的提高,且对国有企业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第二,个体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对其自身企业价值的推动提升具有滞后效应,且对不同股权性质特征的企业同样适用。第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个体企业自身的企业价值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第四,个体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其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中具有中介效应,即研发投入水平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影响个体企业自身企业价值的中介变量。最终根据实证结果,本文相应地提出了以下六条对策与建议。其中,前三条主要站在企业高管的角度,后三条则主要站在政府的角度。第一,企业高管应重视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价值意义并适当提高企业的研发水平。第二,企业高管应充分把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良好机遇。第三,企业高管应重视并加强与高校合作培养。第四,政府应持续关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后续效应。第五,政府应适当加强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管。第六,政府应考虑给予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