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投资决策的自主权不断增大，加之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及代理问题突出，经理人甚至控股股东在作出投资决策时往往关注自身利益或者企业短期收益，而忽视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等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阻碍公司的健康发展和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如何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而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开展、机构投资者的积极引入，都将对公司非效率投资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提出了四点研究假设，即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普遍的非效率投资问题;压力不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非效率投资，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对非效率投资没有显著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程度具有正向相关关系;相比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更为严重。分别通过两个模型进行研究假设的论证。　　首先利用公司未来的成长机会、债务期限结构等作为解释变量，建立预期投资模型，对非效率投资程度进行度量。非效率投资度量模型主要包括三类变量:投资支出变量、成长机会变量及其它变量。投资支出变量包括本期实际投资支出INVEST（被解释变量）和上期的实际投资支出INV（解释变量）。本文引入债务期限结构MAT作为预期投资规模的解释变量，用年初长期债务与年初总债务之比来表示。成长机会GROWTH变量用托宾Q值来衡量，并在模型中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以回归模型的残差表示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其中残差为正表示过度投资，残差为负表示投资不足。　　然后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了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控股权性质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文中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度量，并将我国机构投资者按照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划分为压力敏感性机构投资者和压力不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以多元回归论证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和股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行深入分析，找出相关的影响机制，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建议。　　本文结合实证研究和我国上市公司的现实情况，得出以下结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度的情况;股权集中度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公司其存在更为严重的非效率投资，说明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正相关，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它控股股东及中小股东对其的约束作用越小，控股股东往往更有动机和能力从事对自己有利却有损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非效率投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于样本平均值的公司其非效率投资程度低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于样本平均值的公司，说明尽管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尚不完善，但却已经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出了一些积极作用;更进一步说，本文又将机构投资者按照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力分为压力不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压力不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说明压力不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更关注公司价值，他们有动机和能力监督公司管理层的投资决策，从而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听之任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没有显著的影响;实证分析还证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有可能产生非效率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