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业经济”逐渐转向“服务经济”的趋势明显。在社会分工深化的条件下,服务业从制造业的内部慢慢独立出来,并且以“新”为特点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趋紧、国际竞争环境瞬息万变,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备受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坚定实施“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制造2025》计划强调:“要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推动业态创新”。中共中央政治局2019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我国30个省、直辖市为研究对象,2007-2016年为研究时段,首先,对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内涵进行界定,阐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发展机理,分析我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现状,并通过投入产出表明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中间产出的分配去向及消耗比重。其次,建立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综合发展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熵值法的耦合协同模型对耦合度、协同度水平进行测度,揭示产业间协同程度与互动特征,并进行区域差异性分析、空间演变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007-2016年我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等级总体上从中级协同发展型到良好协同发展型,并且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协同度区域差异性明显,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从协同度空间格局来看,2007年我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状况呈现“三优七良十三中七初”的空间格局;2016年我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状况呈现“六优十二良九中三初”的空间格局,整体而言,我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水平在不断优化。最后,基于协同发展机理,建立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干预程度、资源环境约束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有抑制作用,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资本投入、科技投入水平、市场化水平均可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