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居住郊区化快于就业郊区化、居住郊区化快于公共服务郊区化以及由此引致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分离、居住与公共服务空间分离等城市空间结构分异现象已成为一种整体趋势。受城市扩张、中心城疏散、土地财政以及资源约束等的持续影响,以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为目标、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保障性住房往往被布设于动迁费用与机会成本相对较低、但就业机会不够发达、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的城市边缘区,从而形成与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地、公共服务设施地空间分离的保障房住区。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会在当前城市空间结构分异的整体趋势上加剧保障对象所面临的居住与就业、居住与公共服务的空间分离程度,且这种空间分离可能转化成为保障对象就业与公共服务消费时的空间障碍,进而可能对保障对象就业福利以及公共服务消费福利产生不利影响。从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变迁角度揭示相关主体就业福利状况的空间错位理论内涵本质,使其在中国国情下具有较强适用性,但已有空间错位理论研究尚未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空间关系及福利效应研究,这正是空间错位理论可进一步改进与发展之处。通过引入空间错位理论,结合空间错位理论的发展趋势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情境的实际需求,将居住—公共服务空间分离及对相关主体公共服务消费福利的影响纳入空间错位理论研究范畴,改进空间错位理论、重塑空间错位理论内涵;其次,基于空间错位理论新构念,构建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情境下的“两阶段、两层面”空间错位理论分析框架;继而,在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模型推导与实证检验,揭示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保障对象空间关系变化以及福利效应的客观现象,并剖析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空间错位的作用机制;最后,从保障对象空间错位行为响应的角度审视空间错位现象及作用机制,并通过对保障对象响应行为的引导与规范提出改进与完善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措施建议。主要结论与研究结果如下:(1)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是一次很好的空间错位的自然实验,改进的空间错位理论能够较好地契合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情境下保障对象空间错位及其福利效应的研究需要。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情境下空间错位理论内涵的五个层次表现为:影响因素为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关注对象为保障对象,空间关系表现为居住—就业空间分离、居住—公共服务空间分离,后果效应表现为就业福利受损、公共服务消费福利受损,作用机制是主要通过空间距离形成的居住迁移障碍并辅以通勤障碍、信息搜寻障碍产生。(2)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引发空间错位的“两层面、两阶段”因果关系均得到了证实:Tobit回归估计证实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对保障对象就业可及性有显著负向影响,有序Logistic回归估计证实就业可及性对保障对象就业福利有显著正向影响;OLS回归估计证实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对保障对象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有显著负向影响,有序Logistic回归估计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保障对象公共服务消费福利有显著正向影响。(3)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证实了“住房保障—空间关系变化—福利效应”的影响路径的存在,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确实引发了保障对象个体尺度就业层面以及公共服务消费层面的空间错位。但就业可及性的间接效应(也即中介效应)占住房保障对就业福利总体效应的比例较小,保障对象为享受住房保障福利而牺牲就业福利的主动选择可能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显著负向影响就业福利的主要原因;住房保障对公共服务消费福利的影响中,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间接效应(也即中介效应)占比较小,保障对象需求差异与保障性住房房源公共服务配套差异所导致的合适房源与公共服务消费需求难以匹配可能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显著负向公共服务消费福利的主要原因。(4)基于保障对象空间错位的行为响应与反馈,提出需要从房源筹集、房源分配、房源调整、货币补贴、房源退出等方面引导与规范保障对象的居住行为,从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创新创业三个方面引导与规范保障对象的就业行为,从增强保障对象与城市生活圈内公共服务设施的连接、提高基本生活圈内公共服务设施对保障对象的开放度、落实基础生活圈内公共服务设施的品类与质量三个方面引导与规范保障对象的公共服务消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