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动力机制研究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主要提出了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祭祀国家”的理论模式，并以这一模式为理论基础，考察了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进程中，祭祀活动与祭祀组织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以及由祭祀国家经祭祀国家联合体向典型成熟国家演变的历史进程。 首先，本文认为血缘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缘关系，神缘关系是“祭祀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动力机制。良渚和红山文化中神缘关系的充分发展使其成为典型的“祭祀国家”。 中原地区“文明一体化”进程是神缘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颛顼的宗教改革所建立的是“祭祀国家联合体”，其实质是神民双层体制，这一体制下，“勤民事”成为王权产生的前提和存在基础，神民之间的固有矛盾是终导致夏王朝的崩溃。 自盘庚迁殷始，商王族的独立祭祀地位得以确立，殷墟成为王朝的祭祀中心和各族群的连结纽带，王权势力通过对王朝祭祀活动的控制使其成为神权、族权、王权大三角格局中的独立一极，也成为公私权力斗争的焦点。这是历代商王行政的总的历史背景和变乱之源。 西周时期分封制的实质是祭权的封授。“国家祭祀”制度下，一方面王权借此居于最高祭祀地位，同时也使周王的“神性”由此削弱，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祭祀国家”和神缘关系的存在基础。由此开始了基于地缘关系和法律强制的新时期。 总而言之，贯穿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的一条基本线索是族权即相对的私有权力，对祭祀活动制造出的公共权力体系的渐次侵蚀，最终实现“家国同构”过程。